今文经学在学术上与乾嘉汉学不同，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推尊《春秋》。把《春秋》视为经世之书。“法可穷，《春秋》之道则不穷”[33]，《春秋》是“礼义之大宗”，通过它能够“举往以明来，传之万世而不乱”[34]。这是说《春秋》已经不单纯是一部史书，而是一部经世致用之书。《春秋》所书，都有微言大义，有其书法，君臣都必须知晓、遵从《春秋》之义。其次，墨守《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尽在《公羊》，要知《春秋》必须精研《公羊》义例，如“通三统”、“张三世”等。由此来辨名分，明外内，定尊卑，举轻重。再次，发挥《春秋》“大一统”思想。《春秋》强调“大一统”是使诸侯国共奉周朝，归命周天子。董仲舒发挥《春秋》“大一统”，是以儒家独尊来一统汉代的政治。清代今文经学家发挥“大一统”，是为了维护清代中央集权统治。他们想通过阐扬《春秋》的微言大义，使日趋衰落的清政府重新转为“盛世”。所希望的“盛世”虽再也没有出现，却演成了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改革思潮。
二、常州学派的异军突起
清代今文经复兴，以江苏常州为中心。庄存与为开派祖师，其侄述祖发展他的学说，至其外孙刘逢禄、宋翔凤进一步发扬光大，遂演成独立的学派。由于此派独尊《春秋》公羊学，也称公羊学派，又因郡望而得名为常州学派。
庄存与（1719—1788年），字方耕，晚号养恬，江苏武进（今常州）人。著有《周官记》、《昧经斋文稿》等，尤以《春秋正辞》对今文经学复兴最有影响。
《春秋正辞》根据明初赵汸《春秋属辞》撰成，是一部旨在掘发《春秋》“微言大义”的著作。庄存与不赞成把《春秋》只看作“记事之史”，而认为它自成义例，其中蕴涵着“至圣之法”，行文都有所指，是有目的的。读《春秋》应理解圣人的用心，圣人通过撰《春秋》来为后世立法，因此《春秋》也是圣人的“法律文本”。
庄存与治《春秋》大体超越汉宋门户之见。庄存与虽说受宋元以来儒家影响，治《春秋》引二程语录，但已有所不同。他也不限制于东汉经学训诂考据，而是以今文来说解《春秋》，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他尤发挥《春秋》公羊说“大一统”之义，说：“天无二日，士无二主，国无二王，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35]本此，他强调周天子权威性。他对齐桓公、晋文公“尊王攘夷”之功给予积极肯定。庄存与在公羊学沉沦千年后重新阐发它，虽仅限于“内诸夏而外夷狄”，未论及“张三世”、“通三统”，但创辟之功不可没。
今文经学复兴的其他人物有孔广森、张惠言、庄述祖。
庄述祖（1750—1816年），字葆琛，号珍艺，晚号檗斋，学者称为珍艺先生。江苏武进人。著有《夏小正经传考释》等。他治《夏小正》与庄存与治《春秋》公羊学一样，注重义例的诠释。他认为，《夏时》为孔子所正，《夏时》是取夏四时之书，犹如《春秋》取鲁史。在他看来，《春秋》一经“至何邵公作《解诂》，悉隐括就绳墨”，其中的奇谈怪论“皆得其正”[36]。所以庄述祖主张读《夏时》经传，“必先条其等例，然后正其文字，离其句度，辨其音声，各以类从”[37]。步趋何休，探求等例成为他治《夏小正》的特征。
张惠言（1761—1802年），字皋文，号茗柯，江苏武进人。著有《周易虞氏义》、《虞氏消息》、《虞氏易礼》等。张惠言在文学和经学上对今文经学复兴起积极作用。张惠言治文学受桐城刘大櫆为文义法的影响，文章由桐城文派而演变，成为清代散文中阳湖文派的开派者之一。他治经以《易》为主。治《易》如同其他今文家治《春秋》一样，“一条之义，各从其例”[38]。他以传《春秋》之法来治《易》，其目的是“求其条贯，明其统例，释其疑滞，信其亡阙”[39]，表彰、光大东汉虞翻的今文《易》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