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从不同角度论述道器的相互关系,认为事物都有本末,“本者必末之本,末者必本之末”。在道器关系上,“道为器之本,器为道之末,此本末一贯之说”[68]。这里讲的本末关系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本质是从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它不能脱离现象而存在,只能通过现象表现出来。他又说:“形而上者隐也,形而下者显也。才说个形而上,早已有一个形字为可按之迹、可指求之主名。”[69]形而上,人无所见,为隐,形而下,成形有迹可循,为显。前者为道,后者为器,道器关系也通过隐与显、无与有表现出来。他还从体用相函论证道器关系,说:“器与道相为体用之实”,“道丽于器之中”[70]。器是体,道是用。以车、皿为例:“无车何乘?无器何贮?故曰体以致用,不贮非器,不乘非车,故曰用以备体。”[71]车、器皿为实体,车可乘,器皿能贮藏为用,也即可乘、能贮的这一功能为用,实体和作用是统一的。又说:“故聪明者耳目也,睿知者心思也,仁者人也,义者事也。中和者礼乐也,大公至正者刑赏也,利用者水火金木也,厚生者谷蓏丝麻也,正德者君臣父子也。如其舍此而求诸未有器之先,亘古今,通万变,穷天穷地,穷人穷物,而不能为之名,而况得其实乎?”[72]耳目、心思、人、事、礼乐、刑赏、水火金木、谷蓏丝麻、君臣父子等是器,而聪明、睿知、仁、义、中和、大公至正、利用、厚生、正德都是器的功能、表现,也即道。没有具体有形的器(实体),道(功能、作用)便无处存在。
在道器不可分割的前提下,王夫之更重视器的作用。他说:“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道之器”,“苟有其器矣,岂患无道哉?”“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固其诚然者也。”[73]这是说事物的法则、规律、功能等,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只有具体事物存在,才有其法则、规律、功能,离开具体事物,就不会有法则、规律、功能。“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74]他强调器的重要性,提出“治器”说,指出:“古之圣人,能治器而不能治道。治器者则谓之道,道得则谓之德,器成则谓之行,器用之广则谓之变通,器效之著则谓之事业。”[75]人能治器不能治道,因为器是有形的具体事物,道是抽象。通过治器,改造事物达到对道的认识,然后根据这一认识去指导治器,使器的效用推广、变通成就事业。
(二)王夫之的发展观
王夫之在肯定自然界客观存在的同时,探讨了自然界运动、发展问题。他认为,自然界的运动与发展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气化日新”的前进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