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章学诚类似，焦循的哲学思想也以《易》为基础。他说：“余学《易》所悟得者有三：一曰旁通，二曰相错，三曰时行。”[160]。他所谓“旁通”是指事物可以相互沟通。“相错”是指相辅相成的两种事物构成对立统一的关系。“时行”也即变通。这表明事物之间不仅相互联系，而且在对立统一中不断发展。他据此还提出交易循环的观点。所谓“交”是指“交相爱”、“交由于信孚”，有交易上要守信之义。“易”指“既交之后，易而变通”。交易后“上下应之，则不能一阴一阳，两两相孚，必易而成一阴一阳也”，表现为数量对比的意思。他认为交与易的关系是“交而不易，则盈不可久，易而不交，则消不可久也”。交易中的守信和数量等价是交换所必需的。这是他的变通观点在经济领域中的运用。
在社会历史观方面，焦循依据变通思想探讨了道德起源。他说：“以己之心通乎人之心，则仁也。知其不宜，变而之乎宜，则义也。仁义由于能变通。人能变通，故性善；物不能变通，故性不善。”[161]变通是根据客观环境，自觉地调整行为模式，以求得适合自身的利益。仁、义等道德原则是人们从自身的需要和利益出发而作出的选择，既不是上天赐予的，也非圣人发明。焦循还进一步论述了物质利益与道德准则的关系：“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君子喻于义也。若民，则无恒产，固无恒心，小人喻于利也。唯小人喻于利，则治小人者，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此教必本于富，驱而之善。必先使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儒者知义利之辨而舍利不言，可以守己，而不可以治天下。天下不能皆为君子，则舍利不可以治天下之小人。小人利而后可义。君子以利天下为义。是故利在己，虽义亦利也；利在天下，即利即义也。孔子言此，正欲君子之治小人者，知小人喻于利。”[162]虽说焦循在这里从区分君子和小人来谈物质利益和道德准则，并认为君子守己以义，而治民以利，小人则只知有利，有利可言义，但他重点在说明道德准则依赖于物质利益。“教必本于富”、“无恒产，固无恒心”都说明物质利益的重要性，这是对离开物质利益空谈道德的一种否定。
焦循根据变通思想在政治上提出“反经为权”的学说。经是长久之法，不易之则，如伦理纲常等。权是指具体的制度措置，它们可以依据形势的需要改变。他提出：“法不能无弊，有权则法无弊。权也者，变而通之之谓也。法无良，当其时则良。当极寒而济之以春，当极暑则和之以秋，此天道之权也。故为政者，以宽济猛，以猛济宽。”又“《易》之道，在于趋时，趋时则可与权矣！若立法者必豫求一无弊者而执之，以为不偏不过，而不知其为子莫之执中”。他强调“中即在两端。执而用之于民，舜之权也”[163]。权，在天道，称之为流行，在治道谓趋时，法在这里指具体的政治制度、法规等。统治者要趋时，“不偏不过”执中，改革不合时宜的旧体制，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焦循的哲学思想贯穿着变，他似乎也预感到社会危机来临，想通过变通来达到社会改良。
四、阮元的哲学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