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的自然观是以《周易》为基础的。他肯定“道之大原出于天”，说：“故道者，非圣人智力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154]意思是说，道即是天，天也即是道。天、道都是自然的事势，出于不得已，而强名曰“天”。章学诚由道进到理，论述理气关系，提出“理附于气”的主张。他说：“《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于人，而理附于气。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155]理在事上还是理在事中，明清以来的学者有过争论。章学诚主张“理附于气”，表明他赞同理在事中，无论是道还是理，也即事物的法则、规律，总是离不开具体事物的。
章学诚在道器关系上提出“道不离器”的观点。他说：“《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156]与儒者把《六经》视为载道之书不同，他认为“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古人学习六艺，“盖学者所习，不出官司典守、国家政教；而其为用，亦不出于人伦日用之常，是以但见其为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尝别见所载之道也”[157]。《六经》包括“官习典守、国家政教”等政治，以及“人伦日用”等道德，都是一些不得不然的事，离开天下具体的事物而谈《六经》，是不会把握其中所蕴涵的大道的。他从“道不离器”的观点出发得出“盈天地间惟万物”的结论。
章学诚作为史家，其历史观不乏新义。他首先肯定历史是人的历史，说：“天地之前，则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158]他反对“离事而言理”，所以认为历史也应是具体的历史。天地之前，谈不上人类历史，也无从谈道，有了人以后，才有人类的历史。另外，人类历史产生后表现为一个渐进的过程。其顺序是从天地生人而有道，中经三人居室而道形，部别班分而道著，最后是仁义忠孝之名和刑政礼乐之制的产生。在他看来，人类历史由低级到高级的演进过程不是主观人为的，而是客观的某种“势”的必然结果。他说：“人生有道，人自不知；三人居室，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饔飧取给于樵汲，既非一身，则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谓不得不然之势也，而均平秩序之义出矣。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长幼尊卑之别形矣。至于什伍千百，部别班分，亦必各长其什伍，而积至于千百，则人众而赖于干济，必推才之杰者理其繁，势纷而须于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作君作师，画野分州，井田、封建、学校之意著矣。”[159]他概述历史的发展进程。人生而群居，群居必然有分，为了分配上的平等，就要制定平均分配的原则，如果出现互相争斗，就必须推选年长者来判明是非，由此长幼尊卑之别逐渐形成。由于分群众多，必选择杰出者理其事务，推选道德高尚者为表率，作君作师出现。井田、封建、学校等制度也随之完备。这一切发展与变迁不是主观的人为，都是“不得不然之势”的结果。在这里，他看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是任何人都不能违反的，即便是圣人也如此。
三、焦循的哲学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