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在政治上对君主专制政权制度进行批判。在君臣关系上，他提出君臣二者“名异而实同”的道理。他以秦为界，把古代史分为两段。秦以前为古，秦以后为今，并从主客关系出发探讨君民关系。他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所以“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相反，“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这种主客关系颠倒，造成“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的局面，由此他提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一颇为激进的主张。他虽抨击秦以后的君主专制，憧憬“三代之治”，有复古倾向，但认为为君应“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这是“为君之职分”[25]。为君应以天下百姓为主，那么做臣子的也应服务于百姓。进而阐述了君臣关系。他反对“臣为君而设”的观点，强调，臣应“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又“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一个人不出仕，则与君形同路人，如果出仕就不应为君“仆妾”，而应为君“师友”。他反对明代不设宰相，试图以宰相限制君权，把朝廷官员称为“分身之君”[26]。君臣之间应无不可逾越的界限，两者“名异而实同”[27]。
在法治与人治的关系上，黄宗羲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主张。他把中国历史上的法律分为两种，认为秦以前的法律不是“为一己而立”的，因此是“天下之法”，即“无法之法”。秦以后的法律是为维护一家一姓私利的，因此是“一家之法”，即“非法之法”。正是由于秦以后的“一家之法”，使“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这实质上是说“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28]。针对秦以后“有治人而后有治法”的人治思想，他力主“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强调实行法治，法治是治国的基本纲领。他还指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29]这是对君权至上的否定，突出学校在判明是非中的作用，表现了民主自由的精神。黄宗羲的政治主张得到后人的推崇，对近代改良与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顾炎武的哲学思想
顾炎武不仅是清初经学大师，而且也是著名的思想家，其哲学思想朴实，颇有实证精神，在清初占有重要一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