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尤其重视学术与事功的关系，提出学术贵在适用、达于事功的思想。
他首先对脱离实际死读书的学风进行批判。在论及心学和理学空虚疏阔的学风时，他指出：“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16]心学不读书穷理流于空谈，理学虽读书不过经生章句，读死书，穷理不过字义，均脱离实际，全无用处。心学、理学这种风气发展到明末愈演愈烈，他们均不关心国事，只重仕途利禄。如“治财赋者则日为聚敛，开阃扞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在这一腐败成风的条件下，“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17]。束手无策，任人宰割，就是想有经世救国之心，也无其力。
黄宗羲在批判理论脱离实际学风的基础上，强调学以致用，尤重践行。他说：“道无定体，学贵适用。奈何今之人执一以为道，使学道与事功判为二途。事功而不出于道，则机智用事而流于伪，道不能达于事功，论其学则有，适于用则无，讲一身之行为则似是，救国家之急唯则非也，岂真儒哉！”[18]学贵适用，就是要把学道与事功结合在一起，事功不在理论学问指导下进行，必然是伪事功，理论学问不付诸实践，达于事功，等于无用之学，不能经世救国，其学问是毫无意义的空谈。他在发挥王阳明“致良知”时写道：“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是行也。笃行之者，行此数者不已，是也。先生（王阳明）致之于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19]他把王阳明“致良知”的“致”字，解释为“行”，讲行的目的是反对“空空穷理”、“在知上讨个分晓”，这些都是脱离实践的夸夸其谈。他认为应在行上问是非，学问只有在事功中接受检验，判明是非。总之，把为学与经世统一起来。
黄宗羲的社会历史观主要探讨了物质生活与礼仪、事功与仁义等问题，提出了富民的思想。
黄宗羲认为物质生活与礼仪密切相关，他说：“民非水火不生活。饮食之事，与生俱生，养生送死，郊天祭地皆取办于饮食。《礼运》：‘夫礼之初，始诸饮食。’”[20]在这里，物质生活需要是基础，只有在此基础上，“养生送死，郊天祭地”等礼仪活动才得以进行。道德活动来源于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接着他又讨论了仁义道德与事功的关系。他指出：“古今无无事功之仁义，亦无不本仁义之事功。四民之业，各事其事，出于公者，即谓之义，出于私者，即谓之利。”[21]仁义与事功相互联系。仁义离不开事功，事功也离不开仁义。他从公利角度出发解释义利，尽管分工不同，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出于公心就是义，出于私心便是利。
基于对物质生活的重视，黄宗羲提出了“富民”思想。他把明亡的经济原因归结为“夺田”和“暴税”。认为制止土地兼并的最好办法是恢复三代田井制，“授田以养民”。为杜绝苛捐杂税，他主张“重定天下之赋”，就是说：“授田于民，以什一为则，未授之田，以二十一为则。其户口则以为出兵养兵之赋。”他对于纳赋税，则采取较为灵活的态度：“出百谷者赋百谷，出桑麻者赋布帛，以至杂物皆赋其所出”，可谓“任士所宜”[22]。他对解决货币制度积弊提出己见，主张“废金银，使货币之衡尽归于钱”，以便流通，“使封域之内，常有千万财用流转无穷”[23]。同时也强调移风易俗，培养勤俭节约的社会风尚。黄宗羲还对“崇本抑末”作出新解释，认为除“为巫而货”和“为奇技**巧而货”以外，其他工商业活动不应视为末业。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24]把对国家有利的正常工商业提到本业的地位，符合开始兴起的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