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佛教沿明朝而来，统治者出于自身的统治需要，对佛教基本上采取扶植和保护的政策。纵观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清廷对佛教的态度是相当积极的，尤其是乾隆伊始，度牒制度被正式废除，僧尼们可以毫无限制地随意出家。仅此一项就说明，乾隆以后的清王朝，“加惠”于佛教匪浅，并远远超过自唐以来的任何一个朝代。另外，在清廷的力倡下，佛教中的一些名僧和禅师自觉地使佛教与儒道合流，形成了佛教发展的兴盛时期。
一、清政府对佛教的政策
清前期帝王对佛教多有保护和利用。清朝统治者最初接触到的佛教属藏传佛教，即中国西藏地区所传的喇嘛教。早在清入京以前，西藏喇嘛已开始到关外传教，并受到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礼遇，清统治者那时就有了崇佛的活动。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太祖努尔哈赤在长期与明朝中央政府较量中，逐渐看清利用佛教的重要性。在建立“后金”的前一年，于赫图阿拉（俗称老城）城外兴修了七座佛教寺庙，而满族所崇奉的萨满教的堂子在当地仅有一座。太宗皇太极即位后，继续执行太祖时制定的政策，扶植佛教，不断拨款用以兴建或重修佛教寺庙，并在盛京（今沈阳）与当时西藏的达赖喇嘛第五世（1617—1682年）建立关系。
御书《妙法莲花经》经文
清朝定鼎北京后，依然对佛教采取利用和保护政策。顺治六年（1652年）达赖五世应邀入京，受到清廷的册封。顺治帝平生好参禅，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春夏间，临幸京师海慧寺，在这里与禅僧性聪憨璞邂逅相遇。后召他入宫请教佛法大意。同年十月，再召其入宫，并赐他号“明觉禅师”。此后，顺治帝曾说：“朕初虽尊崇象数，而未知有宗门耆旧，知有宗门耆旧，则自憨璞始。”[19]顺治十五年（1658年）、十七年（1660年），顺治帝先后两次召见禅师玉林通琇，于内廷问道，赐之“大觉普济禅师”封号、紫衣、金印等。顺治十六年（1659年），又召木陈道忞入京谈经说法，赐号为“弘觉禅师”。以后，凡通琇入京，顺治帝则命选僧人1500人从他受戒，尊其为玉林国师，以此来表示对汉地佛教的推崇。顺治十七年（1660年），宠妃董氏死，顺治帝欲削发出家，虽经劝阻未果，但足见其信佛之笃。在顺治期间，清廷还规定每年的四月初八为佛沐浴日，俗称“结缘日”。
康熙帝在位61年间与佛教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他曾先后六次下江南，多次巡视辽沈，常住名山古刹，延见僧人，赋诗题字，撰制碑文。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帝二次南巡，尤其是第二次，他至杭州本想到宝华山，因雨未能成行，于是御书“清远”额。《宗统编年》的作者纪荫在为“清远”之额写“跋”时，称康熙帝是“光扬道化”的“佛心天子”。认为康熙帝二次南巡，旷古难逢之事有五，其中之一就是“山林法席，均荷恩光”[20]。据史籍记载，他在位期间为寺庙写的匾额多达千余块。这也是历代帝王所不曾有的，表明他对佛教护持的一片苦心。康熙时期，清廷所崇奉的“尊儒重道”的政策已经确立。因此，康熙帝在为重修庙宇书写碑文、为佛教经典写序和跋的同时，总是与儒家治国平天下、仁义道德、劝善惩恶之道紧密联系起来，表现了他儒释合流的宗教态度。
雍正帝自幼留心于佛教，喜读佛学书籍，常与禅僧往来，自号“圆明居士”和“破尘居士”。他撰成《拣魔辨异录》，干预圆悟与法藏之争，且欲将多有明末遗民情结的法藏一系铲除，这显然是出于政治原因。他又纂成《御选语录》19卷，在这里，雍正帝不仅要主宰人世，而且要表率出世，扮演着人君与“法王”的双重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