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顾炎武针对晚明以来知识阶层空言误国的弊病，提倡“君子之学”要“明道”、“救世”，开创了一代“经世致用”的学风。这一思想几乎影响了整个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和学者们的治学道路。清代史学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就，也得益于这一思想的感染。顾炎武在学术上倡导的博求实证的朴实学风，促成了乾嘉学派的形成。其中，乾嘉时代的历史学者，绝大多数人都以考证的方法从事历史学的研究，专注于对古籍的校注、辨伪和辑佚，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他们虽然在治学方法和研究对象上继承了前代学者所开辟的道路，却在有意和无意之间，丢弃了前代大师们治学的精神，把前辈学者的治学手段当成了目的，目光仅仅局限于对古籍的整理与考订，淡化了对历史理论的探讨与阐述。
章学诚对这种现象表示出极大的不满。他说：“自四库馆开，寒士多以校书谋生，而学问之途，乃出一种贪多务博而学无伦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明知其载非伦类，辄以有益后人考订为辞，真孽海也。”在该书中，作者继承清初学者经世致用的精神，对乾嘉时代的不良学风作了尖锐的批评，既反对“务考索”，也反对“腾空言”。他批评说：“今日考订之学，不求其意，而执行迹之末，铢黍较量，小有异同，即嚣然纷争”，又说，“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48]同时，他严厉批评那些“空言德性，空言学问”的“宋学”陋儒，认为他们是“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49]
他强调史学必须要“经世致用”。他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行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意，不是言史学也。”[50]《文史通义》一书的内容之一，就是论述史学的意义和史学的作用，阐明研究历史的目的就在于对社会有所贡献。他不止一次指出，“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以期有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51]他特别重视史学的教育惩戒作用，坚决反对那种“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的治学态度，因为在他的眼中，“史家之书，非徒记事，亦以明道也。”[52]
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章学诚提出了对待古代文化和历史典籍的正确立场。要批判地继承前代的东西，因为“今不殊古”，“古之糟粕，可以为今之精华，非贵糟粕而直以为精华也，因糟粕之存而可以知精华之所出也；古之疵病，可以为后世之典型也，非取疵病而直以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可以想见典型之所在也。”进而指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经世致用，史学家就不可舍今而求古，而应该做到“史部之书，详近略远，诸家类然”[53]。在考据之风盛行的乾嘉时代，他这些直面现实、提倡学以致用、力纠不良学风的言论，可谓发人深省，意义非同一般。
二、“六经皆史”
明清之际的学者一度提出“六经皆只是史”的观点。王阳明、王世贞、李贽等人先后发表过这样的意见，但都没有作进一步的具体论述。到了章学诚这里，他大胆地继承这一观点，加以充分的发挥并赋予鲜明的时代内容，成为他史学理论的主要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