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前期史学领域内，许多优秀的历史学者把他们的毕生精力都投入研究之中，各种题材和内容的历史著作层出不穷，在对前代历史著述进行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以其独到的学术眼光和深邃的思想，发展和创新了史学理论，这一切共同造就了清代史学的辉煌成就。其中观点最突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要数章学诚和他的《文史通义》。有关历史研究的宗旨、研究方法和史学编纂等问题，他都作了精辟的论述，集中体现了清代史学理论的发展成就。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所谓的“乾隆盛世”，但他的家庭从父辈起，就已经破落。家贫不能购书，只好借读于人，即使这样，章学诚20岁时已博览群书，“四部九流，泛览不见涯矣”[40]。章学诚在青年时代，“意气落拓，不可一世，不知人世艰也”，然而“试其艺于学官，辄置下等”[41]，23岁初应顺天乡试，不第；25岁再试，又不中，不得已肄业国子监。28岁师从翰林院编修朱筠，筠家藏书甚富，因得纵览群籍，并得以和往来于朱氏之门的当时学界名流，如戴震、钱大昕、邵晋涵等人交游，讨论学术，学识日增。35岁，开始写《文史通义》，从此二十余年连续不断。
章学诚像
章学诚的一生是在穷困潦倒中度过的，几乎全靠主持书院讲席和编修方志来维持生计，或靠朋友救济，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41岁那年，终于考中进士，却又顾虑重重，“自以为迂拘，不合世用”[42]，不敢进入仕途。他把一生的精力都用在了史学研究上。章学诚主张做学问要“经世致用”，提倡学术应当为时所用。一生治学所得，荟萃于所著《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两书。
《文史通义》是章学诚的代表作。他在31岁以前，就有著述此书的意愿。他在翻阅前人历史著作的时候，曾言道：“尝以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多舛，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约为科律，作书数篇，讨论笔削大旨。”[43]但因生活所迫，迟迟没有动笔。真正开始此书的写作，是在他35岁那年。直到他逝世前，这部书稿也没有最终完成。
《文史通义》的著作目的，据章学诚所言，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阐明史“意”。他认为，“史所贵者意也”，“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史意之所归乎？”[44]他比较前代史家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之所作也”[45]。第二，校雠古今著作之得失。他在《文史通义》外篇三中说，“《文史通义》，专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核《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古人差谬，我辈既已明知，岂容为讳。但期于明道，非争胜气也”。这也表明他有别于一味专事考据的“汉学”做法。第三，经世致用，评论当时的学风流弊和世教民俗，他说：“学诚读书著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人心风俗，未尝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窃附诗人义焉。”[46]“天下事，凡风气所趋，虽善必有其弊。君子经世之学，但当相弊而救其偏。”[47]
《文史通义》是一部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的著作。在对历史著作和社会不良世风的批评之中，章学诚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一、史学与“经世致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