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阳羡派词人陈维崧
陈维崧（1625—1682年），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一生落拓，康熙年间，应博学鸿儒试，授翰林院检讨，修《明史》，旋即辞世。他学识渊博，工诗能文，尤其擅长作词，著有《湖海楼词》。长调小令，运用自如，皆有佳品，作品多达1629首，在清词中堪称第一，亦为古今词家所未有。其词宗法苏轼和辛弃疾，词风慷慨高昂，雄浑豪迈，是阳羡派的开山。作品的题材多为描述身世、吊古抒怀之作，也有不少是反映现实民生疾苦。他的弟弟给他的词集写的序言中说：“方伯年少时，值家门鼎盛，意气横溢……不无声华裙屐之好，故其词多作旖旎语。迨中更颠沛，饥驱四方；或驴背清霜，孤篷夜雨；或河梁送别，千里怀人；或酒旗歌板，须髯奋张；或月榭风廊，肝肠掩抑；一切诙谐狂啸，细泣幽吟，无不寓之于词。”[4]这是对迦陵词的内容和创作环境的最好说明。小令［醉太平］《江口醉后作》、《夜宿临洺驿》和长调［满江红］《汴京怀古》、《秋日经信陵君祠》等阕都可以代表迦陵的主要风格特点。迦陵词的另一个艺术特色是不太追求格律，不雕琢，直抒胸臆，朴素自然。但不足之处是有时过于直露，豪放有余，沉厚不足。［点绛唇］《夜宿临洺驿》写自我孤苦之状：
晴髻离离，太行山势如蝌蚪。稗花盈亩，一寸霜皮厚。赵魏燕韩，历历堪回首。悲风吼，临洺驿口，黄叶中原走。
以深秋随风飘**的黄叶来拟写自己的漂泊无依，取景阔大，感情真挚，是迦陵词中优秀作品之一。
与陈维崧风格相近的还有曹吉贞，山东安邱人，著有《珂雪词》。他的词主独创，词风雄浑苍茫，语多奇气。
（二）浙派词人朱彝尊
朱彝尊（1629—1709年），号竹坨，浙江秀水（今嘉兴）人，50岁才以布衣应博学鸿儒考试，授翰林院检讨，官日讲起居注。他博学能诗，也擅长填词。在词学研究方面，他曾纂辑唐宋金元五百余家词为《词综》，为词的研究和创作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朱彝尊是浙派词家的代表作家，所作词集有《江湖载酒集》、《静志居琴趣》、《茶烟格体物集》、《蕃锦集》四种。有单行本《曝书亭词》。
他的词标榜南宋，宗师于姜夔、张炎，他说：“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姜夔）而户玉田（张炎），春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于此。”[5]主张词要醇雅清空，注重格律技巧，尤其是在词句和音韵上下功夫，力求字句的工丽和声调的和谐。他的作品以抒情和吊古题材为佳，有“句琢字炼，归于雅正”之胜。但失败之处是精巧有余，沉厚不足，往往徒有华丽的形式而没有实际的内容。［卖花声］《雨花台》写道：
衰柳白门湾，潮打城还。小长干接大长干。歌板酒旗零落尽，剩有渔竿。秋草六朝寒，花雨空坛。更无人处一凭阑，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
作品咏怀往事，吊古伤今，寄寓了对明亡的感慨，凄凉之情，溢于篇中，体现了其词的风格特点。
与朱彝尊同时代的浙派词人还有李良年、李符、沈岸登、龚翔麟等，时称浙西六家。清代中叶以后，浙派词盛极一时，当时尊奉浙派的词家，尤以厉鹗和项祚鸿为中坚。厉鹗（1692—1752年），字太鸿，号樊谢，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是继朱彝尊之后的词坛领袖，著有《樊旃山房词》，他标榜“清空”境界，注意词句的清俊和音律的和美，词风清远超脱，但沉厚不足，有时失于柔弱萎靡之病。项祚鸿，一名廷纪，字莲生，浙江钱塘人，著有《忆云词》。作品多写个人的富贵闲愁，辞婉而情伤，过于低沉。
（三）满族词人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书照
纳兰性德（1655—1685年），原名成德，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太傅明珠之子。1676年应殿试，赐进士出身，选授侍卫，曾出使塞外。著有《饮水词》。
在清初词坛上，他的创作很有特色，成就也较为突出。他出生于贵族之家，生活阅历决定了他的创作视野仅局限于自身生活天地。他虽然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并没有从中得到特别的快乐，而是常常不由自主地滋生出莫名的悲伤和惆怅，使他的词充满了哀伤和幽怨的情调，多凄婉之音。其词作大都直抒胸臆，自然流丽，风格接近南唐李煜。小令《长相思》写乡关之思：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用白描的手法，通过自然界中常见的景物状写词人的思乡之情，情景交融，真切感人。
与纳兰性德风格接近的词作者还有佟世南和顾贞观。佟亦为满族人，其词以缠绵婉约见长，著有《东白堂集》。顾为无锡人，著有《弹指词》。他与纳兰性德交谊很深，词风也很接近。他的［金缕曲］《寄吴汉槎宁古塔以词代书》二阕尤为人所传颂。
（四）常州派词人张惠言
嘉庆年间，以张惠言为首的几位词人打着反浙派的旗帜，高唱“意内言外”，比兴含蓄，形成了名动一时的常州派。
张惠言曾辑《词选》一书，阐发他的词作主张。他提倡风、骚传统，主张词要运用比兴寄托手法，要求“缘情造端，感物而发”，反对专事雕琢词句。所著《茗柯词》46首，朴实自然，凝练纯净，别具特色。如［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歌》（其一）：
百年复几许？慷慨一何多！子当为我击筑，我为子高歌。招呼海边鸥鸟，看我胸中云梦，蒂芥近如何？楚越等闲耳，肝胆有风波。生平事，天付与，且婆娑，几人尘外相视，一笑醉颜酡。看浮云过了，又恐堂堂岁月，一掷去如梭。劝子且秉烛，为驻好春过。
张惠言之后，周济著《词辨》，编《宋四家词选》，选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四家，继承张氏之说并加以推广，提出作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使常州派的影响日重。到了晚清时期，常州派成为垄断词坛的一大流派。随着时间的推移，常州派的弊病也日益明显，由于过分讲求比兴之法，愈追求比兴愈使词意曲折隐晦，把词的创作引上迷语化的歧路，使得词作晦涩生硬，十分难懂。加之当时考据风盛行，不少词人又是学问家，学问越大，知道的典故也就越多，于是就在词中大量用典来显示学问，这样的词作一般人根本无法看懂，严重影响到词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