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人。他继承晚明以来追求个性解放的进步思潮，不满于社会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压抑与禁锢。他对知识界的汉学和宋学两大派别都不以为然，指出，“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说近元［玄］虚，汉偏于形而下者，故笺注之说多附会”[1]。在诗歌理论上，他提倡诗歌要写“性情”，表达自我的思想感受和个性特点。他说“作诗不可以无我”[2]，就是强调诗歌要表现创作主体的思想和感情，不能只是毫无感情地描述外在世界，或者是忽视主观个体的存在。在袁枚眼中，“性情”是诗的核心，而要想更好地表达自我的“性情”，最重要的一点是诗人要保持一颗真善之心，“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3]。诗歌外在的形式，如语言、格律、音韵、风格都是“有定而无定”，全受制于诗人的运用和调遣，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正是抱有这种态度，袁枚自称对古往今来的诗歌流派与作品，“无所不爱，无所偏嗜”，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对于前期的“神韵派”、“格调派”，他也不是一概否定，而是有所分析，较为公正地指出其优劣得失。这些观点在诗坛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扭转诗歌创作上出现的形式主义和拟古倾向有着重要的意义。但袁枚的诗论，由于受他生活道路和思想视野的限制，脱离外在丰富复杂的社会现实，一味地强调个人“性情”，把“性情”抽象化，容易造成诗歌内容的空洞和贫乏，陷入另一种形式主义的境地。
袁枚的诗歌，正如他自己所言，直抒“性情”，主要是描写个人的生活遭遇和思想感受，即作者生活道路上的种种见闻和喜、怒、哀、乐，表达自我对人生的理解和追求。诗歌题材范围多为家居生活、宴饮游乐、旅行纪事、咏古怀人，等等。作者一生都过着优游林泉、寄情山水的安逸生活，这使得他的不少诗歌充满了怡然自得、超脱尘俗的纯美意境。如小诗《沙沟》写旅途所见：
沙沟日影渐朦胧，隐隐黄河出树中。
刚卷车帘还放下，太阳力薄不胜风。
这些诗作，意象鲜明，气韵流动，有一种自然灵巧、新奇别致的风格，为乾嘉时期的诗坛带来一股清新活泼的风气。但袁枚诗歌的不足之处也非常明显，因为作者甘于做一个“太平盛世”的逍遥派，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失意都被安逸的个人小天地所遮盖，诗在他手中只是一种运用自如的消遣，内容不免失之于褊狭和单调。
（五）翁方纲的“肌理”说与宋诗派
翁方纲著有《复初斋集》。他是乾嘉诗坛宗宋一派的代表人物。他在诗论中提出“肌理”一说，认为“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诗必研诸肌理，而文必求诸实际”。所谓的“肌理”，主要指作诗应具备的学问材料。在翁方纲看来，要想作出好诗，重在读书长知识，有学问、有方法，而不是讲求什么“神韵”、“格调”，或空谈性情，率意而为。他推崇宋诗，“诗宗江西派，出入山谷、诚斋”，就是因为黄庭坚等人多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与他诗论所提倡的精神相一致。“肌理”说是当时考据学风盛行下的产物，嘉庆年间风行一时，导致了清代诗歌创作方向的一大转变，对近代宋诗运动的兴起有着前导作用。翁方纲也因此成为诗坛一位领袖人物。翁方纲学识渊博，喜欢以诗谈学，致使金石考证之类杂错其间，这类作品枯燥呆板，有损于诗歌的艺术趣味。
二、词的复兴和著名词派及词人
与诗歌并称的词，在南宋时期形成一个创作高峰。元明时期，戏曲、小说盛行，词作渐渐退居次要地位，创作成就不大。入清以后，词人辈出，佳作纷呈，词又出现复兴的景象。创作上涌现出了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张惠言等名家，以他们为代表分别形成了阳羡派、浙西派、常州派等著名词派。此外，《词综》、《词律》、《词藻》、《词话》等词集和词学研究著作相继问世，也进一步推动了词的发展，共同形成清词的繁荣兴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