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1673—1769年），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乾隆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著作有《沈归愚诗文全集》、《说诗晬语》等。他早年就以诗论和诗选家知名于世，编选有《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等。沈德潜论诗主格调，尊盛唐，承袭明代七子的观点，贬抑公安派、竟陵派及钱谦益、王士祯。他虽然提倡诗学盛唐，但主导思想实际上是以汉儒诗教之说来评价诗歌，即所谓“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帮国，应对诸侯”。在诗的内容上，强调要言之有物，言之在理；在风格上，提倡“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在方法上，讲求比兴含蓄蕴藉；在形式上，提出要有唐诗的格调和韵味。即如他选诗的标准，从诗道、格律、声调等角度来评判诗歌的优劣。这一诗论的出现，客观上是适应当时正统思想和现实政治的需要。从创作实际来看，这一诗歌主张是难以实现的，有着不可克服的弊病。他不懂得盛唐诗歌的意境与其外在的形式和风格是相统一的，互为表里，不能截然分割。而沈德潜所提倡的那种诗歌表达方式和温柔敦厚的风格，与唐诗的格调是很难调和的。
所以，尽管他在评论和选辑前人诗作的时候，大力倡导格调说，但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就很难达到他所期望的效果。通常是诗歌表达过于直露，缺乏诗歌应有的意境和美感，诗歌的艺术性和欣赏性大大削弱。所谓的格调，也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沈德潜自己的诗歌创作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他是一个典型的“台阁体”诗人，作品大都为歌功颂德，宣扬封建伦理纲常，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艺术成就。
格调说的出现和流行，突出说明了当时诗歌领域内严重的拟古倾向和形式主义的作风。这样的创作风气，因为受到官方的赞许和提倡而盛行一时，影响面极大，但对于整个诗歌发展来说，没有多少积极的作用。
与沈德潜同时代的诗人中，不受此种风气影响、自成一派，且有独到思想见解和艺术特点的要数郑燮。郑燮（1693—1765年），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乾隆进士，曾任过知县，任期内多有政声，因忤恶大吏而辞官归田。著有《郑板桥集》。他因出身贫苦，对下层平民的生活有着较多的了解和同情，为人旷达，蔑视权贵。诗、书、画都有很高的造诣，世称“三绝”。他论诗不同意王士祯的“神韵”说和沈德潜的“格调”说，主张直抒性情，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他的诗歌平易畅达，富有真情实感，为诗坛带来一股清新活泼的气息和健康向上的精神。
（四）袁枚的“性灵说”和诗歌成就
乾嘉时期，继郑燮之后主张诗歌直抒“性情”，反对拟古创作倾向的是袁枚。他以其进步的思想观点和灵活自如的诗歌创作享誉诗坛。
袁枚（1716—1797年），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人。他少年得志，24岁中进士，为翰林，后出任知县。33岁即辞官归隐，在南京小仓山筑“随园”，优游林泉，吟风弄月，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人称“随园先生”。著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