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藏族的作家诗更是源远流长，早在吐蕃时期即已出现。15世纪由噶举派僧人桑吉坚赞集录的《朱拉日巴道歌集》便是影响深远的一部诗集，在藏族作家诗中形成著名的“道歌体”诗派。与此同时，在藏族诗坛上还涌现出“格言派”、“年阿派”和“四六体”等诗派，写出了不少著名的诗作。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7世纪末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写出的“四六体”名诗《仓央嘉措情歌集》，以清新明快的语言，表述了真挚纯洁的爱情，开创了西藏作家诗坛上的新诗风。仓央嘉措是西藏门隅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被第巴桑结嘉措指定为达赖五世之转世灵童，并于同年迎入布达拉宫，正式坐床，称为达赖六世。仓央嘉措自幼生活于民间，接近人民群众。他家中虽然世代信奉宁玛派佛教，但他却不是虔敬的佛教徒，而是一位才华出众、风流倜傥的诗人。他被立为达赖六世后，十分厌倦布达拉宫里清教徒式的禁欲生活，一心追求自由、放任的爱情，经常“易服微行，猎艳于拉萨城内”[29]。时和硕特蒙古拉藏汗与第巴桑结嘉措交恶，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拉藏汗起兵杀第巴桑结嘉措。清政府据拉藏汗的奏报，仓央嘉措被捕拿解送北京，据说在解经青海的途中死去。
《仓央嘉措情歌集》绝大部分是“四六体”，即六音节四句格式的诗歌。其内容多写男女爱情，讥讽佛教清规戒律与封建农奴制的束缚，表现出诗人对爱情的真挚追求与自由向往，因而他的诗歌集是一部反映人民愿望的现实主义作品。
17世纪后半期，藏族民间诗歌逐渐发展起来，其中以藏族游牧民于山野间放牧时唱的山歌较为盛行。这种山歌，其歌词长短不一，是牧民们优美的口头文学，属于西藏民歌的“鲁体”形式。西藏民歌除“鲁体”形式之外，还有“谐体”民歌，它是由“鲁体”民歌发展而来的。上述《仓央嘉措情歌集》就是运用四句六音节的“谐体”形式写成的，而仓央嘉措“情歌”的广泛流传，对“谐体”民歌的繁荣与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西藏流传的民间故事，也是藏族悠久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故事分口头流传的与书面记录的两类。其中书面故事《广语的故事》，长期流传于民间。这部故事颂扬了人们之间的友爱互助精神，抒发了人们对邪恶统治的不满与反抗思想，是一部颇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文学作品。
在小说创作上，自14世纪以后，在藏族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呈现出繁荣景象，相继出现了剧本小说、长篇小说与寓言小说多种形式的作品。在剧本小说中以《诺桑王子》为代表作，书中通过北国额登巴国王子诺桑与仙女益超拉姆悲欢离合的叙述，歌颂了一对忠于爱情的青年男女，揭露、鞭挞了封建农奴制下婚姻不自由的丑恶现象。
在长篇小说中，《熏努达美》和《郑宛达哇》是当时的两部优秀作品。前者是由《颇罗鼐传》作者多卡夏仲·策仁旺杰所写，描写某国王子熏努达美与另一邦国公主益雯玛为反抗封建包办婚姻与争取美好爱情生活而经历的种种磨难，以及最后一起出走修行得道的故事。后者是18世纪西藏达普寺第四代活佛罗桑登白坚赞所作，书中叙述某国王子被奸臣陷害后，被神鸟所救，取名为郑宛达哇，并得授静修之法，一生于林中为鸟兽说法而终成正果。
寓言小说《猴鸟的故事》则是一部以动物寓言形式出现的文学作品。小说以生动活泼语言，描述某山的猴子侵扰鸟儿和平生活而引起神鸟白松鹤与猴子交涉的故事，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反映出藏族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热爱和平生活的愿望。关于小说的作者，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18世纪末的多仁·丹增班觉所写。因为作者亲身经历了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和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两次入侵西藏事件，而其小说所写正是以廓尔喀侵略西藏为寓言的。
四、维吾尔族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