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禧有一套较为系统的文章理论，可以概括为“尚用”、“立本”、“贵变”。他说：“予平生论文，主有用于世。”[8]这是古代文论家的共同主张，但他赋予了鲜明的时代内容，他所说的“有用于世”，是针对明代八股文的腐朽、拟古之作的卑陋、理学的虚浮，最终导致江山易主的政治现实而发，要求文章之作担负起救国家之败亡、正人心之惑溺的责任。他强调“文章之道，必先立本”，讲求主观的见识、实践和才能，既要广博地学习前人总结出的历史经验，又要通过自己亲身的实践来发现并掌握规律，肯定生活实践是作文的根本。同时，他认识到任何时代的作品都有其独特的个性、独特的价值，文章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不可“株守古人之法”而失去创新精神。这些艺术见解在当时有着很大的影响。
魏禧的散文学欧、苏，以说理论事为主，多以瑰丽典博为工，兼具阳刚之气，有着强烈的用世目的。文集中有许多人物传记，专门赞扬死于亡国之难的遗民志士，很有成就。文笔最精彩的篇章是为他弟弟写的《吾庐记》和人物传记《大铁椎传》。其中《大铁椎传》描写江湖异人大铁椎的神力和勇气，对他怀才不遇的遭遇深表同情。作者把这位江湖异人比作是椎击秦始皇的力士，寄寓了作者希望改变现实的理想，其用意是非常明显的。他的文章感情慷慨激昂，描摹淋漓尽致，跌宕起伏，情文并茂，富有艺术感染力。
汪琬（1624—1690年），字苕文，号钝翁，又号玉遮道人，晚年号尧峰，江苏长洲（今属吴县）人。顺治进士，累官刑部郎中。曾因奏销案降职，以病告归，隐居洞庭尧峰。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儒，授编修，预修明史，旋即乞归。著有《钝翁类稿》，晚年删定为《尧峰文钞》50卷。
在清初的文坛上，汪琬代表了愿意与新王朝合作的那一部分汉族知识分子。他的文论观点也明确地体现出这一思想倾向。他主张诗文创作要为清王朝的现实政治服务，力求将道统和文统“汇其源流而一之”[9]，为清代正统文章理论奠定了基调。所以《四库全书》对他评价甚高，说“古文一脉，自明代肤滥于七子，纤佻于三袁，至启、祯而极弊。国初风气还淳……琬与宁都魏禧、商丘侯方域称最工……然禧才杂纵横，未归于纯粹，方域体兼华藻，稍涉于浮夸。惟琬学术既深，轨辙复正，其言大抵原本六经……气体浩瀚，疏达通畅。”这正是因他的文章理论符合清朝官方的需要，但他的散文成就不及侯、魏二人。
清初，以散文名世的作家还有王猷定、邵长蘅、戴名世等。王猷定（1599—1661年），江西南昌人。曾入史可法幕府，入清以后绝意仕途，“以古文自雄”，有意扭转明人文风。他的作品以传奇性散文见长，《李一足传》、《汤琵琶记》、《义虎记》都是广为世人传颂的名篇。邵长蘅（1637—1704年），江苏武进人。他的《阎典史传》歌颂江阴县典史阎应元抗击清兵英勇殉难的事迹，是一篇优秀的传记散文，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戴名世（1653—1713年），安徽桐城人。他的《南山集》中有不少描写抗清历史、激励民族气节的作品，如《宏光乙酉扬州城守记》等。后因“南山集”案被害。他作文主张“道与法合”，推许程朱理学，标举唐宋八大家和归有光的古文。他和方苞交谊很深，其散文理论对方苞影响很大，实开桐城派散文的先声。
二、桐城派古文
桐城派是清代散文创作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创于康、乾之际，盛于嘉、道年间。“桐城派”一名的由来，是因为开宗立派的三位代表作家和理论家方苞、刘大櫆和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