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园林建筑方面，主要指的是皇家园林避暑山庄和圆明园。避暑山庄在康熙年间建成，初名热河行宫，位于承德，是满族生活习俗的体现。原来，满族是我国的北方民族，秋冬违寒，春夏避暑，修建避暑山庄，便于皇帝在京师和承德两地居住。修建避暑山庄也是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山庄的宫殿区，布局严整、对称，体现了汉族建筑的特色。山庄的苑景区，布局灵活多变，其中湖区湖光变幻，洲岛错落，亭榭掩映，花木葱茏，一派江南景色；山区山峦起伏，幽谷溪流，峰回路转，绿草青青，一派北国风光。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在避暑山庄得到了最完美的结合。不仅如此，乾隆年间，在避暑山庄宫墙的东面和北面，还修建了几座寺庙，其中的安远庙，仿伊犁固尔扎庙式，具有新疆的建筑特色；普陀宗乘庙，仿西藏布达拉宫样式，须弥福寿庙，仿西藏扎什伦布寺样式，都具有西藏的建筑特色。这些寺庙在联系满族贵族、蒙古王公、西藏活佛方面起过重要作用，是清前期宗教文化的具体体现。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年间，位于北京西郊海淀，既是满族生活习俗的体现，便于违寒和避暑，也是我国南方和北方园林文化的交融，因为圆明园的修建，是康熙帝几次南巡之后，对江南灵山秀水产生极大兴趣的直接结果。此外，圆明园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其中楼、台、殿、阁、廊、榭、轩、馆等建筑，虽然大部分是中国传统样式，但是也有西式建筑，比如用白石砌成、再加以精雕细刻的西洋楼，就具有浓厚的欧洲建筑风格。
在教育工程的实施方面，除了中央和地方所设学校外，最值得称道的是民族教育的实施。为了培养满族人才，清政府在京师设立了宗学、觉罗学等。为了培养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人才，清政府又设立了托忒学、蒙古官学。此外，清政府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立义学，招收少数民族首领的子弟入学读书，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谈到清前期文化政策和文化建设的时候，还应提及的是统治阶级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对文化发展造成的破坏。文化专制主义是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文化领域的反映，其目的是为了强化思想统治。清前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从加强皇权开始的。顺治皇帝即位时年纪尚幼，由多尔衮摄政。多尔衮飞扬跋扈，不把幼小的皇帝放在眼里。顺治帝亲政后，尽管多尔衮已死，还是追论了他的罪状，削去爵位。这是顺治帝加强皇权采取的措施。康熙帝即位时只有8岁，由鳌拜等四大臣辅政。鳌拜对康熙帝也很轻视，以致康熙帝亲政以后，鳌拜在皇帝面前仍然十分放肆，对皇权构成极大的威胁。康熙帝智擒鳌拜，既巩固了皇权，也真正实现了“亲政”，为展示他的雄才大略创造了条件。雍正帝即位以后，为了立国本以固人心，避免皇子争储位，储君与皇帝争权，建立了秘密立储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新的制度，对巩固皇权有重要意义。
军机处值房
清朝统治者为加强中央集权，而设立了有关机构，此举始于康熙帝。康熙十六年（1677年），清政府设立南书房，在翰林内选择博学善书者，常侍皇帝左右，讲求文义。后来，南书房的权力有所扩大，拟写谕旨，发布政令，“非崇班贵侪，上所亲信者不得入”[7]。雍正年间，清政府用兵西北，为了保证战争顺利进行，雍正帝谕令在内阁之外建立军机房，办理军需事宜。后来，军机房更名军机处，由皇帝任命军机大臣，“掌军国大政，以赞军务”。“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8]军机处的设立，使清朝皇帝朝纲独揽，集权于一身，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大大加强了。随着军机处的设立，“廷寄”制度也应运而生。廷寄是谕旨的一种下发形式，它使皇帝的谕旨经过军机处密封，驿马传递，直达收件的地方督抚。这样，中央和地方的联系进一步加强，皇帝的意志可以畅通无阻直达地方。
清前期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反映到文化领域，便形成了文化专制主义，其突出表现是销毁书籍和大兴文字狱。
明清之际是我国社会发生天翻地覆大变动的时代。清初，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曾激起广大汉族民众及其知识分子的反抗。因此，在那一时代的许多著述中，存在着反清思想，以及对清朝统治者的诋毁之词。显然，这些对清朝统治是极为不利的。早在康熙年间，就发生过禁书事件。乾隆朝中叶，清朝进入鼎盛时代，统治阶级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思想和文化，尤其是编辑《四库全书》，在民间大量搜寻书籍，为清朝统治者销毁那些不利于自己统治的文字记载提供了机会。于是，随着《四库全书》的编纂，清朝统治者也开始大规模销毁书籍。
《大义觉迷录》
清朝统治者认为，野史稗乘、文集笔记、奏书杂纂、石刻碑铭、剧本曲本、郡邑志乘、天文占验等类书籍中，荒诞不经、语涉抵触的内容可能较多，因而便把查缴这几类书籍作为重点。结果，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清朝统治者销毁书籍3100多种，151000多部，销毁书版8万块以上。在这场文化浩劫中，中国古代典籍损失之大，对当时思想文化领域造成的危害之深重，是人们难以表述和估量的。[9]
与销毁书籍相比，文字狱所造成的灾难更为深重。作为文化专制主义的表现形式，清朝统治者实行文字狱是为了压制人们的思想和言论。清前期的文字狱始于康熙朝，起初是为了阻遏反清复明思潮而采取的严酷措施。清朝统治稳定以后，文字狱则成为清朝统治者对文化思想领域进行严密控制的产物。雍正年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大兴文字狱除了镇压具有反清思想的知识分子外，还成了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工具，因而案件数目增多，罪名也更加苛细。到了乾隆朝，实行文字狱更多的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而且把打击的重点转移到下层知识分子。清前期文字狱总计发生100余起，200余人被判死刑，受株连而被判各种刑罚的不可胜记。
除了文化专制破坏了清前期的文化发展外，统治阶级的盲目虚骄，自大心态，以及对一些问题的错误认识，也影响了清前期的文化发展，这在乾隆朝反映得尤为明显。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派使团前来中国，带来了天文、地理仪器以及车辆、武器、船只模型等。乾隆帝在避暑山庄接见了英国使团。当时，英国经过资产阶级革命，正在进行工业革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提高，已经开始成为世界强国。对于这一切，乾隆帝全然不知，也不对那些仪器、武器等进行研究，却在敕书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显然，这样的态度妨碍了对世界的了解，也隔断了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不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至于乾隆帝在18世纪后期还在提倡刀马技艺，反对在军队中演习火器，这不仅严重地脱离了当时世界形势的发展，而且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武器制造更加落后，对中国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