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考据学也是清前期崇儒重道文化政策的内容之一。儒家经典因而得到了全面的阐释和发挥，这有利于人们学习和普及儒家思想。正是因为清前期统治阶级文化政策的作用，促成了乾嘉考据学的兴盛。崇儒重道还表现为学习儒家思想，普及儒家思想。清前期历代帝王对学习儒家思想是非常重视的。顺治帝在短暂的一生中，用了很多时间阅读儒家典籍，因而深刻地领会了“帝王敷治，文教是先”的道理。清朝历史上首次举行经筵盛典，就发生在顺治年间。康熙帝即位以后，也很用心学习儒家典籍，因为他认为儒家典籍是记载帝王道法的，关系着国家治理。为了更好地领会儒家思想，康熙帝谕令举行经筵大典，由经筵讲官讲解四书五经。自开经筵后，康熙帝无论是在京师，还是出巡在外地，从不辍讲。讲官讲毕，他还要不时温习，再三阅绎，直至道理明澈为止。结果，许多儒家著述康熙帝都能背诵。康熙帝之后，历代帝王对儒家学说也都非常精熟。对儒家学说的深刻领会，有利于满族贵族对全国的统治。
清前期统治者还注意在民间普及儒家思想。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帝颁布了“圣谕十六条”，主要内容是：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6]这是以儒家学说治理社会的具体化。雍正帝即位以后，又颁布了《圣谕广训》，对“圣谕十六条”的内容进行了阐释，洋洋万言。为了确保把儒家思想普及到民间，清政府在各地遴选秀才，宣讲“圣谕十六条”和《圣谕广训》。嘉庆年间，嘉庆帝又根据《圣谕广训》的内容，编撰了《四言韵文》一书，颁行各省。儒家思想在民间的广泛普及，有力地巩固了满族贵族的统治地位。
清前期统治者确定了以崇儒重道为主的文化政策以后，又实施了一系列的文化建设工程，促进了文化的大发展。在这些工程中，编纂书籍、建筑园林和发展教育具有代表性。
在编纂书籍方面，首先是适应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需要，许多官书都有少数民族文本，例如《八旗通志》、《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等，从而方便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阅读。一些大型字典和辞典等书，也都是各族文字对照的，比如《五体清文鉴》，是满、蒙、汉、藏、维吾尔五种文字对照，《四体合璧清文鉴》是满、蒙、汉、藏四种文字对照，《三合便览》是满、蒙、汉三种文字对照，《西域同文志》则是满、蒙、汉、藏、维吾尔、托忒蒙文六种文字对照。这些多种文字对照书籍的出版，反映了清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强盛。
其次，清前期编纂书籍，虽然有的是为了巩固满族贵族统治的需要，例如各种《实录》、《圣训》、《会典》、《方略》等，以便统治阶级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加强中央集权，但是，更多书籍的编纂则是对以往传统文化的总结，反映了清前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时代特色，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