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实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崇孔尊朱，提倡理学，以儒家思想作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
崇儒重道首先表现为崇孔尊朱。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清朝统治者崇奉孔子始于顺治帝。清朝入关后，顺治帝即遣官祭孔，袭封孔子65代孙孔允植为衍圣公，兼太子太傅，先后改孔子牌位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和“至圣先师”。康熙帝多次到山东曲阜祭孔，在大成殿行三跪九叩礼，祝文中颂扬孔子“开万世之文明，树百王之仪范”，称孔子是“万世师表”，孔子学说“与日月并行，与天地同运”。雍正帝在位期间，也强调孔子是“道高德厚，为万世师表”。乾隆帝曾经五次前往山东曲阜孔子故里，把清前期的崇孔活动推向**。他明确表示：“国家崇儒重道，尊礼先师，朕躬诣阙里，释奠庙堂，式观车服礼器，用慰仰止之思。”[4]在崇奉孔子的同时，清朝统治者多次重修曲阜孔庙，并在全国各地修建孔庙，祭祀孔子。除了崇奉孔子外，清代帝王还尊礼朱熹。他们认为孔孟之后，只有朱熹“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功劳“最为弘巨”[5]。为此，把朱熹从祀孔庙的地位升格，由先贤之列变为十哲之次。在科举考试中，也以朱熹对四书五经的注释为标准。康熙帝甚至还说朱熹的文章全是“天地正气，宇宙大道”，把对朱熹的礼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清前期统治者崇孔尊朱，就是在文化领域树立起了一面旗帜，以增加对广大知识分子的号召力，从而加强清政府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
崇儒重道，崇孔尊朱，必定要提倡理学。因为从北宋开始，儒学便进入理学发展阶段。朱熹的理学体系很完整，既包括哲学义理，也包括伦理道德学说。它强调人们要“存天理，灭人欲”，把三纲五常当作社会的最高道德标准。显然，这些对统治阶级进行思想统治是极为有利的。正因为如此，康熙帝提倡理学，重用理学名臣。魏裔介对理学有研究，写过《约言录》内外篇，推崇朱熹；还编纂过《圣学知统录》、《致知格物解》，宣传孔孟之道。于是，康熙帝便授魏裔介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给以重用。魏裔介死后，特旨入祀贤良祠。熊赐履对理学也很有研究，他根据儒家学说“为政在人”、“人存政举”的观点，强调用人行政是治国的要务。他认为，人的才能有大小，学问有深浅，帝王选拔人才，首先应当看到是人心制约着行为，心术不好，才学也用不上。康熙帝对他的见解非常赏识，授他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熊赐履死后，康熙帝派礼部官员前往吊丧，加赠太子太保衔，并赐以谥号。李光地宣扬朱熹理学十分卖力，曾纂辑《性理》、《四书》、《周易》等儒家经典，校理《御纂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精义》等。康熙帝对这些十分赞赏，升任他为翰林院掌院学士，经筵讲官。李光地死后，特赠太子太傅，入祀贤良祠。清前期统治者对理学名臣的重用，对提倡理学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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