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对理学的批判非常尖锐。他把理学家比作“陋儒”、“瞎儒”，认为他们的言行和瞎子的言行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在沟渠中自以为大。他们生前借偶像以自尊，死后配祀孔庙以盗名。傅山指出，理学家们多不知诗文为何物，他们不过是“奴君子”，他们的学问也不过是不知所云的梦话。颜元指斥理学是杀人的学问，理学家与贼没有什么不同，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与砒霜鸩羽也没有什么区别。颜元直接批判朱熹，说他只是说话读书度日，不仅自误终身，而且企图率天下人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成为弱人、病人、无用人”[15]。颜元还批判理学是玄谈玄妙，对国家和百姓毫无用处，如果大家都像理学家倡导的那样去做，士农工商之业将会灭弃，百姓也将无以为生。戴震对理学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他反对理学关于人性的划分。理学把人性分成“义理”和“气质”两部分，认为“气质之性”是产生人欲的罪恶渊薮。戴震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根本不存在“义理之性”。性是自然的划分，品物的区别。人性包括欲、情、知三个方面。只要人有生命形体，就必然有欲、情、知。因此，戴震认为理学家所谓“存天理、灭人欲”是非常荒谬的。戴震还揭露理学家所谓的理不过是以强凌弱的口实。他指出：“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罪。”[16]戴震对理学的批判，既从理论上击中了要害，又从实践上揭露了本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清初学术思想界在批判唯心主义理学的时候，特别强调经世致用思想，认为研究学问要和社会实际相联系。顾炎武强调“多学而识，行必有果”，“见诸行事”。朱之瑜强调“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傅山明确提出“学以济世”。颜元一生都在提倡实学，认为只有实学才是“救弊之道”。和学术思想界同步，这阶段许多文学艺术作品，也大都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很少虚浮和形式主义。吴伟业、侯方域等人的诗文，或抒发王朝更替的慨叹，或描写战争离乱的痛苦，或揭露统治阶级的暴政，或叙述有影响的历史事件，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著名的传奇剧作家李玉，大量作品反映的多是现实生活，离乱之苦，亡国之痛，充满了时代气息。
清前期经世致用思潮经历一段时间沉默后，于乾嘉道年间再度崛起。著名学者洪亮吉重视社会实际问题研究，他论述人口增长过速，是造成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陆燿编辑前人文集30卷，成《切问斋文钞》一书。书中搜集了清初人的文集中有关议论时政、记述民生的叙述，编成财赋、荒政、河防等12门，保存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资料。魏源为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考察漕运、水利等，研究社会实际问题。这里还应当提到龚自珍。在思想上，龚自珍对封建末世的黑暗与腐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希望通过改革，改变社会贫富不齐的现象。在诗歌创作上，他倡一代新风。在史学领域，他关心西北史地，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主张加强对新疆的管理。这一阶段，许多人在治学上都表现出了经世致用的特点，把研究学问和社会现实密切地结合起来。
注释
[1] 《吉林外纪》卷八。
[2] 《吉林外纪》卷三。
[3] 《台湾使槎录》卷七、卷五。
[4] 《朝阳县志》卷二十六。
[5]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五。
[6] 参见华立：《四库全书纵横谈》，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7] 《古今图书集成》序。
[8] 参见王俊义、黄爱平：《清代学术与文化》，396～399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9] 《明夷待访录》，《原法》。
[10] 《潜书》，《室语篇》。
[11] 《潜研堂文集》卷七。
[12] 《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53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3] 《答安东守约问》，《朱舜水集》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1。
[14]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九。
[15] 颜元：《朱子语类评》。
[16]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