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是清前期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影响加强的重要因素。蒙古族《蒙古源流》的成书，藏族《西藏王臣史》的刊印，维吾尔族《和卓传》的出版，彝族《西南彝志》的完成，反映了清前期少数民族史学的繁荣。蒙古族《格斯尔传》民间文学巨著的出现，《好来宝》的广泛演唱，回族马世俊等诗文书画的创作，藏族《格萨尔王传》民间英雄史诗的流传，仓央嘉措情歌的创作，维吾尔族长诗《热碧娅—赛丁》的完成，苗族以口头歌唱形式表达的诗歌，瑶族民歌的流传，黎族《葫芦瓜》等神话传说的创作，彝族《妈妈的女儿》歌谣的传唱，壮族《侬智高》故事的流传等，反映了清前期少数民族文学取得了斐然的成就。提起少数民族艺术，在清前期更是无比璀璨。歌舞音乐形式多样，戏曲音乐内容丰富，民间舞蹈千姿百态。清前期少数民族在科技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蒙古族在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医学方面有了发展。藏族的医学，维吾尔族的农业技术，壮族的织造技艺，彝族的火器，都取得了相当的进步。在生活习俗方面，各少数民族也是多姿多彩。上述一切，是清前期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影响加强的可靠保障。
清前期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的加强，是通过民族文化交流实现的。清前期的民族文化交流，既有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有各少数民族相互间的文化交流，形式多种多样。
如前所述，清前期汉族是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相比文化发展相对说来程度较高，因此，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文化交流中，许多少数民族吸收了汉族的先进文化，进而发展了本民族的文化。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水平不同，但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因而汉族通过文化交流也从少数民族文化中吸取了营养，使汉族文化更加发扬光大。具体说，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中，从满、汉两个民族看，满族吸取了汉族的先进文化，满族文化也影响了汉族。从蒙、汉两个民族看，随着清朝建立，许多蒙古人入关，和汉族人民交错杂居，也有很多内地汉族人来到蒙古地区定居，这一切，使蒙、汉两个民族在编纂书籍、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生活习惯等方面，都相互产生了影响。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也有了很大发展。东北少数民族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语言、住宅、喜庆节日等方面都具有了汉族特点。西北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人都会说汉语，文学、艺术、学术等方面在汉族文化影响下，得到了较大发展。在西南各少数民族中，汉族文化对藏族产生了很大影响，藏族医学在汉族医学的影响下，在医治地方性疾病和牲畜疾病方面产生了很好的疗效。彝族逐渐接受了汉族人的生活习俗。许多白族人说汉语、习汉字。一些纳西族封建领主的服食渐同汉制。苗、羌等族也都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很多影响。通过兴办学校和书院，汉族文化也影响了中南、东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壮族中出现了许多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土家族中产生了一批诗人。少数民族在接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同时，本民族的文化对汉族也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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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外，在清前期统一国家范围内，各少数民族之间也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满族和蒙古族在文字、音乐、服饰等方面，相互产生了影响。清政府通过扶植藏传佛教，派遣驻藏大臣，促进了满族和藏族的文化交流。蒙古族和藏族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在清前期统一的国家范围内，文学、史学、医学、建筑等方面相互之间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正是通过各民族文化交流，清前期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才有了明显的加强。
清前期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影响的加强在许多典籍中都有记载，在许多方面都有表现。在东北边疆地区，史载：“宁古塔，尚淳实，耕作之余，尤好射猎。近年汉字事件日增，竞谈文墨。”[1]“吉林，本满洲故里，蒙古、汉军错屯而居，亦皆习为国语。近数十年流民渐多，屯居者已渐习为汉语。”“至各属城内商贾云集，汉十居八九。居官者四品以下率皆移居近城二三十里内，侵晨赴署办事，申酉间仍复回屯，其四品以下职任较繁者，不得不移居城内，子孙遂多习汉语。”[2]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汉文化水平的提高。在台湾，由于移居的汉族人民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播了汉族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艺，高山族人民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生活习俗也有所变化。在衣饰上，布匹逐渐代替了鹿皮和粗厚的麻布。在饮食上，稻米、黍麦慢慢取代了芋薯和野兽肉。在居住上，高敞的草房日益增多。随着学校的建立，许多高山族儿童能够熟读汉文古籍和书写汉字，“东螺、猫儿干间，有读书识字之番，有能背诵毛诗者，口齿颇真，往素牌票，亦能句读”[3]。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民族的融合更集中地体现了清前期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影响的加强。还在清朝初年，满洲八旗中的汉人，以及汉军八旗人员，通过学习满文，讲满语，练骑射，和满族通婚，已有相当一部分满族化了。清代前期，来到蒙古地区的汉族人，为求生计，在开荒种地过程中，“习蒙语，行蒙俗，入蒙籍，娶蒙妇”[4]，逐渐融合于蒙古族。一部分满族人和汉族人通婚，讲汉话，改用汉姓，穿汉服，“旗民久已联为一体，毫无轸域”[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