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树（1772—1851年）治学抑汉扬宋。他为了阐明自己对考据学的态度撰成《汉学商兑》一书，专攻汉学，指出：汉学以“六经”为宗，以训诂为方法，既不重道，也不重理，全凭感性经验，抛弃理论思维，才是离经叛道。他还具体指出汉学六蔽：一是“力破理学，首以穷理为厉禁。此最悖道害教。”二是“考之不实，谓程朱空言穷理，启后学空疏之陋”。三是“忌程朱理学之名及《宋史》道学之传”。四是“畏程朱检身，动绳以理法，不若汉儒不修小节，不矜细行，得以宽便其私，故曰‘宋儒以理杀人’”。五是“奈何不下腹中数卷书及其新慧小辨”。六是“见世科举俗士，空疏者众，贪于难待可贵之名，欲以加少为多，临深为高也”[24]。在他看来，汉学反对理学的目的是“得以宽便其私”，“逞其新慧小辨”，“贪于名”。就是说汉学不注重个人的心性修养，“心术不正”，对“道”与教都是有害的。在回顾汉学发展时，他把矛头尤指向戴震。认为顾炎武、黄宗羲虽首倡经学，但未标出汉学。惠栋标出汉学，但对理学体系的立脚点“理”未禁止。戴震出，全面系统地批判“理”，使理学的立论基础发生动摇，学风发生根本转变。
唐鉴（1778—1861年）治学宗理学，尤尊朱熹。他认为朱熹对孔子以心传授后学的精神理解最深。朱熹的“居敬穷理”、“尊德性，道问学”，是这种精神的体现。明清以来儒学求学问只想攀“南山捷径”，而怕下工夫，没有体会朱子的用心。他以朱学后继者自居，力排汉学，认为治经的目的在于领悟经中蕴涵的圣人大道，也就是宋学主张的“义理”，至于辞章文句不过是载道之器。汉学家们治经“得一字一句，远搜而旁猎之”，是穿凿附会，违背了治经求道的原则。朱熹比汉学高明的地方正是在于他能发挥经中义理，这才是对两汉经学的最好发展。
三、汉学与宋学兼采
清中叶，无论是在汉学内部，还是在宋学内部，都出现了在阐发经书时，既重考据又重义理的趋势。一些学者能跳出门户局限，兼采义理、考据，对汉宋学术的融合起了积极作用。
早在惠栋大张汉帜时，江南诗人袁枚就致书惠栋指出：“足下与吴门诸士厌宋儒空虚，故倡汉学以矫之，意良也。第不知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说近玄虚；汉偏于形而下者，故笺注之说多附会。”[25]对汉宋学术都有批评，议论可谓持平。
纪昀从史学角度考察儒学发展流变。他在回顾儒学发展、指出汉宋互有胜负的同时，进一步揭示汉学、宋学各自的长处，强调融合门户，各采所长，推动学术发展。他说：“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怯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26]
戴震治经也不盲目信汉，而是敢于突破汉说。他对汉、宋均有批评。他认为汉宋之学各有所得失，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度，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度。因此，他主张汉宋兼采，把考据、义理，还有辞章结合起来。戴震可以说是汉学家中汉宋兼采的大师。
焦循对汉学、宋学也多有批评。他对尊汉学风提出批评，认为汉学家们以汉为是，以汉人经注为归指，是不能了解孔子及经文原意的。他力辩以考据名学之非，指出：“近之学者，无端而立一考据之名，群起而趋之。所据者汉儒，而汉儒中所据者，又唯郑康成、许叔重。执一害道，莫此为甚。”[27]他在对汉儒批判的同时也指出宋学离训诂空谈义理之失：“宋之义理详诚于汉，然训诂明乃能识羲、文、周、孔之理。宋之理，仍当以孔之义理衡之，未容以宋之义理即是为孔子之义理也。”[28]他对汉学、宋学的基本态度是：“学者言经学则崇汉，言刻本则贵宋。余谓汉学不必不非，宋版不必不误。”[29]
姚鼐和翁方纲也对汉学和宋学都有批评，主张互相吸取。姚鼐强调要吸取汉学考据之所长，来弥补理学之所短。“义理、考据、辞章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辞有所附，考据有所归。”[31]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结合的思想。翁方纲对宋学和汉学的片面性均持批评态度。他说：“墨守宋儒，一步不敢他驰，而竟致有束汉唐注疏于高阁，叩以名物器数而不能究者，其弊也陋。若其知考证矣，而骋异闻、侈异说，渐致自外于程朱而恬然不觉者，其弊又将不可究极矣。”[32]进而也主张分学问为义理、考订、词章三途，这三者不可偏废。
许宗彦（1768—1818年）对汉宋均有批评。他认为宋儒“研穷心性”，是陷于“虚无惝怳而无所归”，汉学家考证训诂名物“不务高托”，是陷于“琐屑散乱无所统记”，此二者皆非“圣贤之学”。他治经主“持汉宋学者之平，不屑校雠文字，辨析偏旁训诂，不乐掇拾零残经说，不惑于百家支离蔓延迂疏寡效之言”[33]。不赞同一味的考据、训诂，认为它们只是明道的手段。但也承认以训诂、考据来研究历史的重要性。许宗彦所处的时代是乾嘉汉学由盛转衰的时代，今文经经世思潮开始复兴。受其影响，他大体能跳出汉宋之争的窠臼，以经世致用的精神来看待古代学术。
清中期的汉学与宋学之争从历史眼光看，不过是儒家经学内部不同学派之争。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都有片面性，没有跳出本学派的门户之见。就传统经学而言，考据与义理应是统一的。二者对治经来说发挥的功能不尽相同，但同样重要。考据是治经的工具或手段，义理则是治经的目的。只重考据而不重视义理，就不能领悟经中所蕴涵的道理，相反，一味地追求义理而忽视了考据，也会流于空谈。乾嘉时期汉宋之争尽管大有水火不相容之态势，但一些学者议论主汉宋持平，考据和义理兼采，是有远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