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鸣盛治学专守汉学门户，对宋儒经说一概不取。他撰《尚书后案》以汉儒郑玄经学为宗，表彰郑玄《尚书》学，不得已偶尔采纳马融、王肃之说，唐宋诸儒不屑一顾，所撰《蛾术编》推崇汉学更是不遗余力。他把郑玄比于孔子，可见郑玄在其心中的地位之高。王鸣盛还依品第给汉代经师与经注排队。于经传则郑玄贡献最大，次何休、虞翻、服虔。于文字则许慎贡献最大。义疏最好的是《公羊》，依次为《毛诗》、《礼记》、《仪礼》、《周礼》、《左传》、《尚书》。王鸣盛治经虽功力甚深，但由于严守家法，出奴入主，其成果甚微。
钱大昕治经也表彰汉学，对魏晋尤其是宋学持批评态度。他认为汉儒去古未远，在训诂和文字声音方面都能通晓古经义。不过也反对盲目信古，把汉儒经说绝对化的做法。在他看来，“以古为师，师其是而已矣，夫岂陋今荣古，异趣以相高哉”[20]。这与王鸣盛死守汉儒家法迥然不同。
惠栋再传弟子江藩所撰《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把汉学与宋学截然分离，扬汉抑宋。与竭力表彰汉代学术相反，江藩对魏晋以下学术大加贬斥。他说：“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21]这主要是指魏晋以下玄学、佛学大兴，儒学失去汉代经学的面貌。尤其是宋学兴起后，儒释道的合一，言天道性命，更使经术沉沦。在他看来，即便是宋儒讲的性理也是以汉代注疏为前提的。宋儒反汉儒，是同室操戈。
面对汉学风靡，一味复古，宋学营垒中人目击其弊，也不乏起而颉颃者。主要代表有程晋芳、姚鼐、翁方纲、方东树、唐鉴等。
程晋芳（1718—1784年）认为，“古之学者日以智，今之学者日以愚。古之学者由音释训诂之微，渐臻于诗书礼乐广大高明之域；今之学者琐琐章句，至老死不休。”[22]古学，包括汉、宋之学，它们大都从训诂出发去发明经中所蕴涵的大道，不拘泥于文字训诂。今学，即乾嘉汉学，主要师承东汉古文经学，并把其考据训诂绝对化。程晋芳反对戴震的观点，认为戴氏所说，一切顺乎情，迫于时势或威力而诡随、丧节，却辩解说，这是不得已，显然是错误的。程晋芳认为，理对于人立身修行是重要的，不能全凭情欲办事。
姚鼐（1732—1815年）诋汉学为“异道”。他反对只重训诂、考证的汉学派，认为汉学家们将学问畸形发展，崇尚鸿博，考证一字一事，动辄数千言不能止。在姚鼐看来，汉学家所做才是真正的空谈。他竭力推尊宋学，甚至把程朱比作父师。姚鼐推崇程朱，是因为他感到程朱生平修己立德，又能践履其言，体现了圣贤的精神。
翁方纲（1733—1818年）对汉学家批判理学进行反驳，认为戴震把理学家所谓的理解释为“密察条理”，而不是“性道统挈之谓”，并反诬朱子“性即理”为释老之谈，误解宋儒原意，是错误的。翁方纲并不否认汉学在名物考订等方面的贡献，他强调由于夸大训诂的作用，将考订置于本经之上，才造成了“欲穷经而反害于经”的局面。他力主，“考订之事，必以义理为主”，“考订，古之立言者，欲明义理而已”[23]。认为考订训诂是为义理服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