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奇龄治经力辟宋人旧说，表彰汉儒经说，始揭汉学、宋学之称。他认为，宋明理学空谈性理，使儒家经典已被“晦蚀”，这就需要进行深入“剖析”，正本清源，消除“经祸”。他所著《四书改错》攻击朱注《四书》，认为《四书注》无一不错。人错，天类错，地类错，物类错，官师错，朝庙错，邑里错，宫室错，器用错，衣服错，饮食错，井田错，学校错，郊社错，禘尝错，丧祭错，礼乐错，刑政错，典制错，故事错，记述错，章节错，句读错，引书错，据书错，改经错，改注错，添补经文错，自造典礼错，小诂大诂错，抄变词例错，贬抑圣门错，真所谓聚九州四海之铁铸不成此错。朱熹注《四书》为元、明两朝科举取士圭臬，毛奇龄如此攻击，对冲破朱熹学说、扭转学风有积极作用。他治经尊汉，其原因是“汉去古未远，其据词解断，犹得古遗法”[13]。由此他主张“说经贵有据”，有据就不会无的放矢，应当“据经，据传”，实事求是，辅以“汉儒之说经者，而以义而裁断之”[14]，反对主观臆断。
万斯同（1638—1702年）也对宋学治经做法提出批评。他说，《春秋》有“春王正月”一句，《左传》根据夏建寅、殷建丑、周建子，增为“元年春王周正月”。宋儒程颐等变乱经义，把春改为冬，正月改为十一月，是错误的。万斯同还从方法论高度分析宋儒的主观臆断，认为泛言理义与实考制度不同，治经应以经传为本，掌握第一手材料，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清初诸儒批判理学，倡导以经学济理学之穷，但他们并未完全脱离宋学的影响，与宋学有一定的学术联系。如阎若璩曾说：“天不生宋儒，孔子如长夜。”[15]他论证晚出《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为伪书，也受宋学影响，引用他们的资料。他的《四书释地》对朱熹也多有维护。而胡渭《洪范正论》对汉儒刘向也有攻击。章太炎认为，他们虽“皆为硕儒，然草创未精，时糅杂宋明谰言。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16]在批判理学倡言经学中，汉学与宋学逐渐开始分化，还未形成鲜明的对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直到乾隆时期汉学和宋学的对立才真正出现。
二、汉学与宋学的对立
自乾隆中叶起，汉学渐盛。先是惠栋高举汉学大旗，戴震继惠栋之后崛起。他承其乡先辈江永之教，于三吴惠学兼收并蓄，主张由声音文字求训诂，再由训诂寻求义理。游学南北，名噪京城。后应聘入《四库全书》馆，与邵晋涵、周永年、纪昀等馆中众多名儒肆力经史，辑佚钩沉，校理群籍。经史考据因此蔚然成风，书馆亦不啻汉学家大本营。汉学得清廷优容，大张其军，如日中天，就连朝中显贵亦附庸风雅，“皆以博考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诵宋、元、明以来儒者，则相与诽笑。”[17]于是朝野官绅，竞相尊汉儒之学，排击宋儒。汉学的代表人物有惠栋、王鸣盛、钱大昕、江藩等。
惠栋承其父祖未竟之志，潜心学术，以穷究汉《易》为家学。他认为，经籍注疏魏晋以下靠不住，只有汉儒解经才是真实的。因为“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诂，识字审音，乃知其意。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18]尽管惠栋梳理汉代经学源流未尽客观，混淆了今文经和古文经的区别，但他的唯古是信、唯汉是尊的学术倾向，则在当时的学术界率先扬起汉学大旗，开复兴“古学”之先河。稍后的经学家钱大昕对惠栋学风的影响有以下评价：“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