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史上，所谓汉、宋学术之分，始自清代。刘师培曾指出：“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或以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然治汉学者未必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诂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8]宋学与汉学在治学风格上是不同的。宋学旨在阐发儒家经典所蕴涵的义理，而汉学则讲求对经籍章句的考据训诂。
一、汉学与宋学的分化
清初虽没有明显的汉学与宋学之争，但诸儒对理学展开批判，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开始了汉学与宋学的分化。
顾炎武像
顾炎武首先扬起经学大旗，反对宋明理学。他把晚明学风归结为两点：其一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其二是空谈心性的宋明理学。他对理学的批判，是将理学分为古今，再将古之理学纳入经学。“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9]古之理学就是经学，舍经学便无理学。所以学者应该“鄙俗学而求六经，舍春华而食秋实”，“以务本原之学”[10]，又将今之理学归入禅学。“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11]现在的理学“不取之五经”，只凭借“语录”、“帖括”之文，不是经学的本真，是禅学。这可以说是宋学与汉学分化的最初表述。顾炎武治经以汉学为起点，他虽主张应以汉人治经为入手处，但也认为汉以下，乃至近人的书也要参读。这表明他所反对的是宋学空疏之风，对宋明经注是兼采的。
黄宗羲虽为王学中人，但对王门后学空谈心性进行了批判改造。他说：“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同时他也主张汉代经师讲求训诂考证之学。他说：“取近代理明义精之学，用汉儒博物考古之功。”[12]也看到汉学与宋学治学不同，倡导兼而有之，反对片面性。黄宗羲治经也善于考证。所著《易学象数论》辨河图、洛书之非，《授书随笔》辨古文《尚书》之伪，先于胡渭《易图明辨》和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对两人考辨有启发。
如果说顾炎武对理学的批判，倡导经学，重在扭转风气，那么阎若璩、胡渭继起用考据学方法，通过辨伪证明宋学错误，则是为了表彰汉学。阎若璩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撰成《古文尚书疏证》，证明唐、宋以来为功令的《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是东晋人梅赜伪造。这便使宋儒所推崇的《古文尚书》中《大禹谟》关于尧、舜、禹个人修养和治国原则的“十六字心传”（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失去了存在的客观基础，也就是说理学的理论依据之一是假的、虚构的。胡渭撰《易图明辨》考辨宋《易》河图、洛书之说，指出《周易》本无图，宋儒推崇的《易图》不过是五代道士陈搏伪造的赝品。这也使宋儒借以发挥义理的《易图》失去其存在的基础。他们的研究客观上把汉以后的学术与汉代（包括汉以前）学术分开，促进回归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