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方面，民歌、小曲亦富有特色。其一，是一曲的变体，即由某些曲调产生多种变体，以表达较为复杂的内容。如前述的《寄生草》、《岔曲》、《剪靛花》等，均有同一曲调的多种音乐变体。其二，是一曲前后部分分开运用，即某些曲调，在需要时，可前后拆开，灵活运用。如《叠落金钱尾》、《寄生草尾》、《岔尾》等。其三，是一曲可重叠运用，即连用时旋律节奏上前后相应变化，以描写较复杂题材。如《南词》、《西湖十景》等。其四，是多曲可联成一套。如《北寄生草》——《平岔》——《银纽丝》——《寄生草尾》；《剪靛花》——《南词》——《正调》等即是。其五，是曲间可以加说白。对此，在《霓裳续谱》、《白雪遗音》等书中均有实例。其六，是曲间可以加帮腔。在《白雪遗音》中所谓《马头调带把》，即指《马头调》加帮腔而言。
清前期，民歌、小曲虽还仅是供清唱的一种艺术歌曲，但却为说唱音乐、戏曲音乐艺术的新发展，提供并创造了条件。如《南词》加说白，用来讲故事，就成了“弹词”；用有《岔曲》头尾的联套来讲故事，就成为“单弦牌子曲”。在地方戏曲中，如“越剧”、“锡剧”、“甬剧”中，均包含利用小曲形式填词的部分，即是明证。
（二）说唱音乐
清代前期，民间说唱音乐艺术亦十分繁荣，特别是在沿海及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此种民间音乐艺术更深受城乡民众的喜爱和欢迎。在汉民族聚居的地区，说唱音乐艺术所形成和发展的品种，有弹词、鼓书、琴书、渔鼓、时调小曲、牌子曲、杂曲等，多达146种。其中，尤以弹词、鼓词、清曲、南管、时调小曲等影响较大。
弹词类说唱音乐艺术 “弹词”说唱音乐艺术在南方地区广为流行，有苏州“弹词”、扬州“弦词”、四明“南词”、绍兴“平湖调”、长沙“弹词”等，其中，又以苏州“弹词”最为著称。
“弹词”分为“土音”与“国音”两类。“土音”弹词以吴音者为最多，其唱本多以爱情为题材，如《义妖传》、《珍珠塔》、《玉蜻蜓》等；“国音”弹词则以北京话为基础，其唱本多以描写历史故事、反映政治斗争为内容。在演出中，“弹词”的听众，以小市民和妇女为最多，亦有不少妇女弹词表演艺术家，更有“弹词”唱本女作家。如陶贞怀（《天雨花》作者）、陈瑞生和梁德绳（《再生缘》作者）、邱心如（《笔生花》作者）等人即是。此外，城镇听众中，亦有部分轿夫、马夫等人。在乡村，“弹词”也十分流行。在表演艺术上，“弹词”以伴奏使用弹弦乐器而得名。表演时，一般可分为“单档”与“双档”两种形式。“单档”由一人用琵琶或三弦伴奏，自弹自唱；“双档”由一人弹琵琶，一人弹三弦，轮流说唱，同弹伴奏。也有加二胡、扬琴，由多人表演的。
清代前期，苏州“弹词”涌现了一批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乾隆时，有王周士，在乾隆帝南巡江南时，听过他的演唱，颇为赞赏，并封他为七品京官。后他因病回乡，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创立了说书艺人团体“光裕社”。他曾撰写“书品”、“书忌”各十四则，对一生的艺术实践加以总结，对后世影响颇大。嘉庆时，又有陈（遇乾）、姚（豫章）、俞（秀山）、陆（士珍）四大家。其中，陈调苍凉粗犷，宜于老生、老旦、净角唱腔；俞调婉转优美，马调质朴雄健。对此，清人黄协埙在《淞南梦影录》一书中曾评述道：“《弹词》有俞调、马调之分。俞调系嘉、道间俞秀山所创也——婉转抑扬，如小儿女绿窗私语，喁喁可听……”
鼓词类说唱音乐艺术 清代前期，“鼓词”主要流行于北方，演唱时演员自己击鼓，掌握节奏。使用伴奏乐器，除鼓之外，还有三弦、琵琶、四胡等弦乐器及别的打击乐器。“鼓词”又称“大鼓”，分为“大书”（长篇）、“小段”（摘其精彩片断）两种，清中叶后，“小段”更为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