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是清代国力鼎盛的时代，亦是清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与清代社会各个阶层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地方戏曲，自然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宫廷中，除历代相传的“承应戏”之外，又产生了长达240出的历史大戏，并成为传奇的一支。由于宫廷戏剧与民间地方戏剧的相互影响，在演出方面，无论剧情、场面、腔调、行头、脸谱、道具、做工等都较前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进，并影响到了全国各个地方剧种的兴盛与发展。此时，最显著的特点是出现了“花部”和“雅部”相互争雄的局面。“雅部”指昆曲，“花部”则是各种地方戏剧的总称，或称“乱弹”。清人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一书中记载：“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黄调，统谓之‘乱弹’。”其中，地方戏剧的曲文虽不如昆曲，但音调优美，语言通俗流畅，表演生动多样，富于生活气息。对此，清代著名学者焦循评论说，昆曲“盖吴音繁缛，其曲虽极谐于律，而听者使未睹本文，无不茫然不知所谓”；而地方戏剧却是“其词质直，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故此“花部”备受民间欢迎，“郭外各村，于二八月间，递相演唱，农叟渔父，聚以为欢，由来久矣”；“天既炎暑，田事余闲，群坐柳荫空棚之下，侈谈故事，多不出（花部）所演”[37]。因此，乾隆时期是地方戏剧大发展、大繁荣，各种地方戏剧剧种之间，相互学习、彼此影响的时期，进而形成戏剧剧坛上由昆曲独霸转为与地方戏剧分庭抗礼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戏剧作家有二十余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杨潮观和蒋士铨。
（四）嘉庆年间以后的地方戏剧
从嘉庆时期到清末，清代的戏剧，从宫廷到民间都不曾再有乾隆时期的盛况。此时，昆曲开始走下坡路，由于统治者的喜好和扶持，皮黄戏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这一时期，虽然戏剧作品、剧作家数量仍不少，但在作品质量、作家成就上均已不能与乾隆以前相媲美了。较为著称的戏剧作家有瞿颉、李斗等三十余人。
二、剧种与风格
清前期，在戏剧剧坛上，作为地方戏剧剧种之一的昆曲的霸主地位是从乾隆时期开始发生动摇和变化的。在此之前，由于清廷对“雅部”（昆曲）采取扶持的态度，对“花部”（其他地方戏剧）则多次明令禁演；所以昆曲俨然是戏剧剧坛上“一统天下”的当然盟主，影响及于全国各地，至于其他剧种则居于附庸地位，这些地方戏剧大多只盛行在各个地方。北方的京师虽也有一些“花部”班子演出，但其声势远不及昆曲，且主要在民间演出，宫廷和官僚士绅府第所演出大部分却是昆曲。迄至乾隆年间，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一些地方戏剧中，艺术造诣较高、较精深的剧种，相继来京演出，夺走了昆曲的部分观众和演出场所。其中，历史悠久、技艺高超的弋阳腔首先在京师和昆曲竞胜；继之有秦腔大师魏长生来京演出，轰动朝野，提高了秦腔的地位和声誉；接着，自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始，“四大徽班”陆续进京献艺演出，誉满京城，同时，昆曲、弋阳腔、秦腔、皮黄等大的地方戏剧剧种又相互竞争、相互交流借鉴。历经嘉庆、道光两朝之后，皮黄（即京剧）势力壮大起来，在戏剧剧坛上逐渐形成压倒一切的优势，从而取代了昆曲在戏剧剧坛上的盟主地位。与此同时，清代各地方的戏剧剧种，亦呈现出“繁花似锦”的兴盛局面。这一切，不仅成为清人社会文化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且，它亦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丰富了这一文化生活的内涵。
在戏剧艺术与声腔艺术风格方面，清前期的地方戏剧剧种虽多，但就新兴戏剧声腔而论，则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弦索、梆子、乱弹、皮黄四种戏剧声腔艺术系统，且各具有重要艺术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