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雄（1808—1867年），字孟英，浙江海宁人。他辑纂《温热经纬》一书，既有《内经》、《伤寒论》等书中关于温病的记述，又有叶桂等医家关于温病的论述，还有以往医家对上述论著的注解，以及王士雄本人的见解。《温热经纬》把许多家论述温病的理论汇集在一起，采集精当，对温病学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王士雄还著有《霍乱论》一书，对霍乱、热症的分析十分详细、透彻，被许多医生奉为必读的参考书。
薛雪（1681—1770年），字生白，自号一瓢。和叶桂同乡。他博学多通，工于诗画，对医学有独到见解。薛雪曾删定《内经》，成《医经原旨》一书，分疾病、论治等14类，既广集诸家之说，又结合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多有见地。他还著有《湿温篇》，专谈湿温热病的防治，为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清前期温病学派的医家还有：缪遵义，江苏吴县人，乾隆二年（1737年）进士，做过知县，后因母病，通医书，弃官为医，用药每有新意。他的医案和叶桂、薛雪刻在一起，人称“吴中三家”。吴贞，浙江归安（今吴兴）人。他著有《伤寒指掌》一书，对叶桂的医案宗旨多所发挥。章楠，字虚谷，浙江会稽（今绍兴）人。著有《医门棒喝》一书，认为叶桂、薛雪的医学见解最符合《伤寒论》的本意。他还把叶桂的著作《幼科心法》等整理改名为《三时伏气外感篇》、《外感证温篇》刻印出版，成为当时医者的必读书。
四、临床各科的成就
清前期医学方面取得的成就，还表现在临床各科的进展上。当时许多医家都兼通内外妇儿各科，并编有综合性的医学著作。张璐著《张氏医通》，总计16卷，110门。前12卷，计16门，叙述中风及婴儿的病症和治疗情况。每一种病都先列《内经》及《金匮要略》中的论述，然后再引以往各医家的注说，最后是附录各病的诊治医案。后4卷，计94门，主要讲的是方药主治，多系前人的经验，也有张璐本人的意见。沈金鳌著《沈氏遵生书》，总结临床经验，特别重视气功疗法，在药物、脉象、伤寒、杂病等方面，把许多医家的方法汇集到一起。林珮琴著《类证治裁》，虽专谈内科，但对外科、妇科、杂病也概括介绍，最后附有医案，实际效果很好。王清任著《医林改错》，特别重视脏腑的情况。他在四十多年的行医过程中，深感脏腑对一个人太重要了，一个医生如果对脏腑情况不明，那是很难治好病的。王清任曾说：“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39]于是，在怀疑古籍中有关生理和病理论述不准确的同时，他利用一切机会深入刑场、义冢，观察尸体的脏腑，并和动物的内脏进行比较，终于绘成《亲见改正脏腑图》。这张图连同王清任的其他医学论述，构成了《医林改错》的主要内容。
有关外科的医学著述，王维德的《外科证治全生集》比较著名。王维德家四代为医，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他把这些经验加以总结，提出了许多前人未曾提出过的观点。王维德认为：“痈疽无死证，痈乃阳实，气血热而毒滞；疽乃阴虚，气血寒而毒凝。皆以开腠理为要，治者但当论阴阳虚实。”[40]在治疗方法上，他强调“凡治初起以消为贵，以托为畏，尤戒刀针毒药”[41]。王维德还在临床实践中创制了“阳和汤”、“犀黄丸”等名方，疗效极好，为医界重视。马培之著《外科传薪集》，也是一部较好的外科医学著作。这部书补充和发挥了《外科证治全生集》一书的内容和论述，具有便捷、实用等特点。此外，高秉钧的《疡科心得集》也是一部值得重视的外科医学著作。这部书强调内外科的辩证关系，主张因病施治，在医界有一定影响。
傅山著《傅青主女科》，是清前期关于妇科病治疗的综合性论述的专著。这部书特别强调在治疗妇女病时要调和气血，培补脾胃。书中所载专方，对治疗各种妇女病极有效果。
夏鼎著《幼科铁镜》，陈复正著《幼幼集成》，是清前期有关儿科方面的医学专著。前书对儿科的寒热虚实分析甚明，后一种书对痘疹的治疗有真知灼见。两书对儿科的其他方面疾病，也都有综合性的论述，是当时医界治疗儿科疾病的必备书籍。[42]
在谈到清前期临床医学成就的时候，还应提及种痘法的推广。还是明朝隆庆年间（1567—1572年），宁国府太县（今安徽省太平县）劳动人民发明了人痘接种法，后来推广到全国。[43]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政府曾专差迎请江西省痘医张琰，为清王子和旗人种痘。张琰在《种痘新书》中写道：“种痘者八九千人，其莫救者，二三十耳。”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张璐在《医通》一书中，记述了痘浆、旱苗、痘衣等法以及种痘法推广的情形：“始自江右，达于燕齐，近者遍行南北。”由此可见，清前期种痘法不仅推广到全国，而且技术也相当完善。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俄国医生到北京来学习种人痘方法，不久，此法又传到英国、印度、土耳其以及日本等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