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初年，屯山祖氏已传历二十二世，而自第八世至第十八世的历代祖先，都留下了相当可观的坟山、祭田、役田、书灯田、香灯田、店屋、借贷资本等族产，由派下子孙共同继承，从而导致了继承式宗族的持续而又广泛的发展。尽管不断有些继承式宗族转化为依附式宗族，或是趋于分化和解体，但却又有更多的继承式宗族随之产生，这就势必形成各种宗族组织层层重叠而又相互联结的金字塔式结构。这一时期的屯山祖氏宗族组织。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屯山祖氏宗族的组织形式及其发展进程。在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屯山祖氏的依附式宗族特别发达，而合同式宗族却未能得到顺利的发展，这可能与祖氏的历代族产较为丰厚及士绅阶层的相继崛起有关。据不完全统计，祖氏八至十八世祖留下的历代轮收祭田，每年共收租谷4000余箩，约合1000余担。如果加上祠田的收入，每年可收租谷6000余箩，另有大量的山林、店屋、借贷资本等。这些族产的收益，不仅可以满足办理各种宗族事务的需要，而且颇有余利，可供派下子孙分享。例如，永宁支十四世“丽南公”的轮收祭田，每年共收租谷近五百箩，嘉庆二十年抽出归公“承理征租、完粮、完苗、办祭”和“存众修理各田溪、坑埂及田界各项”的田租，仅占167箩，其余则由派下四房轮收，不必用于任何公共事务。永明支十四世“永庚公”的轮收祭田，每年共收租谷六百余箩，乾隆四十九年插出“归众祭祀”及“收苗、还苗、完粮”的田租，仅占90箩，其余由派下七房轮收，“别无杂派，惟祭祀日备办碗碟瓯筋而已”。在此情况下，依附式宗族的发展得到了充分的财政支持，而合同式宗族的发展则缺乏相应的动力。另一方面，由于历代族产较为丰厚，对培植族内的士绅阶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士绅阶层的崛起又促成了依附式宗族的发展。祖氏族内专门用于培植科举人才的“书灯田”,每年共收租谷420余箩，分属于六个不同的支派。即使是没有设立“书灯田”的支派，一般也赋予士绅阶层额外的收租特权。例如，乾隆三十年的《缵侯公将烝尝作书田遗嘱》记云：
自我太高祖勤俭苦读，蓄积发家，以及我祖，产业充大，并未设立书田。我父夺先公、兄升侯公，俱列胶庠，我不才亦与焉。每念及继志述事，人之大经……尔等俟我西归之后，分炊之日不必设立书田，凡我派下子孙有志勤学、克绍书香者，即将我烝尝不论谁房值收，让收一载，以为冠带谒祖之需。
根据这一遗嘱，只要其派下子孙一考取科举功名，就必须改变按房轮收的分配原则，从而导致从继承式宗族向依附式宗族的演变。在祖氏族人中，这似乎已成为一种惯例，士绅阶层可以随时行使这一特权。例如，乾隆四十八年的《因夏公书灯合同》记云：“今星房荣子仕龙初采芹香，自当继前人之志，以成其事。书灯之立，非在此举乎?第房分既多，助 亦难，惟是将我因夏公祭田赠龙收一载，俾迎学有资。若是登科，则连收三载；更能发甲，亦叠收三年。”此外，自明末以降，祖氏各支派还相继在建宁府城和延平府城建立了一些专门用于士人就学及应试的“ 屋”,或称“考试寓所”。据记载，“世德堂支祖丽南公，于崇祯年间在芝城南门街兴坊路后买置有解屋一所”;“继善堂支祖以化公派下子孙，于康熙年间用公积众银在芝城宣化坊贡院左边置有用屋一所”;“永庚公于康熙年间在芝城宣化坊贡院左龙门解屋一栋”。清代后期，由于谢屯村一带划归延平府上洋厅管边置有辖，有的支派又在延平府城设立了此类公寓。例如，永宁支十七世“世荣公”派下天、地两房，在延平城开平坊置有“寓所一植五间”,每年共收租钱16000文。2山这些“解屋”或“寓所”的使用权及收益权，无疑都是属于族内士绅阶层的，从而也就促成了从继承式宗族向依附式宗族的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