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善祠的“理事”必须以田契作为管理祭产的担保，自然是族内较富有的阶层，而其他族人虽有权“登席饮福”,但必须事先交纳丁钱，否则也就不得参加祭祖。在世德祠中，同样也有类似规定。如云：“祭资钱一百余千文，递年生息发胙。……惟榕六支派，得以充名领胙。”所谓“充名”,亦即交纳丁钱。清乾隆年间，世德祠和继善祠还相继以创置冬至祭产为由，要求族人捐资与祭、纳主配享。乾隆四十九年的《世德祠冬至祭簿序》记云：“庙貌虽巍，祭资尚缺；春褊虽设，冬烝未兴。……爱是禀诸族长，谋及族众，特起一例：凡榕六公派下子孙有送主入庙配享者，每位必充白金十两；子孙充名与祭者，每人必捐青蛛四百文。首事主之，或放息，或置产。庶值祭不必匡资，而礼器得以有备。即异日修整祖庙，亦可探囊而裕如。”乾隆五十七年，继善祠亦开此例，“各捐钱四百为生利滋息，以为冬至之资。后各房咸遵昭穆入庙配飨，每公神位议充烝尝银五两，永以为例”。至道光二年，世德祠共接纳配祀神位34名，继善祠共接纳60名。清道光至民国初年，世德祠共接纳545名，继善祠共接纳239名。通过充名与祭和纳主配飨，两祠都积累了大量的冬至祭产。这些祭产名义上归祠堂所有，实际上又有相对的独立性，两祠内均设立专门的“冬至祭簿”,并由专人负责管理。例如，继善祠的《冬至致祭条例》规定：“新旧置买祭产，均属祠内充名捐资并列祖入庙配飨银钱历年总殖，渐积而成。……理事上交下接，三年为率。……交接之年，须合新旧理事、总理十六人结算帐目，现交银钱。”此外，以这些祭产为基础的冬至祭祖活动，只有曾经送主配飨者的后裔才能参加，而且每一代的新参加者都必须重新交钱。如云：“捐资与祭者，务要首年交钱四百生息，方许次年登席饮福。”从表面上看，此类宗族组织具有合同式宗族的某些特征，但由于其参与者的所有权份额不明确，其有关收益也经常被用于建祠、修谱等其他公共事务，基本上还是属于依附式宗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