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峰蔡氏是闽北的名门望族，其族人蔡元定、蔡渊、蔡沉等曾追随朱熹阐明理学，号称“四世九儒，六经三注”1401。南宋时期，蔡氏族人曾建祠堂、修族谱、置族田，形成了相当严密的宗族组织。然而，由于宋元之际的政治变故，蔡氏族人分徙各地，原来的宗族组织早已解体。明清时期，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建阳、崇安等地的蔡氏宗族组织得以恢复和发展141,清中叶前后又进而建立了以联宗通谱和同祠合祭为特征的散居宗族组织。在这种规模庞大的散居宗族中，自然已不可能依据既定的继嗣关系共同继承有关祭祖设施，而是必须依据现实的地缘关系和利益关系重新安排宗祧继承方式。上引《九贤庐墓禁约》表明，在“西山公”(即蔡元定)派下的“渊、沉、沆三公支派”中，仅蔡沉派下子孙得以继承有关祭祖设施，而其他二支均无权继承。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蔡沉支派留居原籍，有关祭祖设施“皆其世守，抑亦措置创始、经营恢复”。至于所谓“祖制勒有成规，奕代恪遵先训”,实际上只是一种借口。即使是在留居原籍的蔡氏族人中，也不是对有关祭祖设施实行共同继承，而是由少数族人实行独占性继承。清乾隆十二年，蔡沉的十七世孙蔡重在《西山精舍、庐峰书院祀田手记》中宣称：“旧谱载米共三百余箩，自元明变迁后或为近豪冒管，或为附近不肖族属盗卖。……雍正元年，吾重建庐峰书院；乾隆六年，予复兴西山精舍，爰是重新祀典。予不为家计，不惜己资，不畏强御，竭力清理，被盗卖者备价赎回。至于西山精舍被冒管者，控官断归。……余年收租谷，春秋备祀，完纳编粮，祭扫祖坟，及四时绸缪精舍、书院牖户，不私分毫。”[421在这里，蔡重凭借自己对有关祭祖设施的兴复之功，确立了独占性的宗祧继承权。乾隆十五年，崇安县蔡氏“文弼公派下”在《九峰公祠暨崇贤书院志》中记云：“崇贤书院与九峰公祠宇原建西关外，离城二里，本朝初遽遭兵燹，祠宇**如。自后承平，我祖国璋公同弟国琏公改建二祠于西关内，已在崇邑中矣。特立崇贤书院祠田捌拾亩……开注崇贤书院户册。九峰公祠祀田二十五箩零二斗，载粮一石零八合，粮存祖户。自明季兵荒后，失管祭田四箩七斗外，收苗米二十箩零五斗，永为二祠祀典费用，已足以供俎豆、奉神祀血食于永久。….…兹蒙皇朝特恩，崇儒重道，敬礼先贤，凡各贤祠子孙，俱准给衣顶以奉祀，而崇贤、九峰准给两祠生。但本房荷特典举保祠生，定系西山公嫡派子孙中拔其尤者，以奉祀庭庙，而同姓不宗者弗与焉。”431很明显，该支派也是在重建祠宇和兴复祭田的过程中，实现了对有关祭祖设施的独占性继承。
应当指出，在明清时期的社会心理中，对宗祧继承关系的态度是相当实际和灵活的，根本不理会官方的有关规定及少数理学家的苛求。君明嘉靖年间，莆田县溪黄氏的《族议重建宗祠书》宣称：“祠堂不建，于祖何所亏损?而生者之伯叔兄弟无以为岁时伏腊衣冠赘聚之所，卒然相值于街市里巷，袒褐裸程而过，与路人无异。……故今祠堂之资，正宜我族姓自算口赋，持藏镪以往，咸赞厥绩，又何为争多竞寡，较短量长，而啧有烦言焉?….…人之贤不肖何如也，其又何诛焉?故愿预建祠者与，不愿与者听之。”441这就是说，建祠祭祖，实际上还是为族人的现实利益服务的，至于族人是否愿意参加这种活动，那也只能听其自然。在此情况下，宗祧继承关系是可以随意拟制的，人人皆可“自立为宗”。福州《锦塘王氏支谱》记云：“凡祠内递年应祭五次，照户男丁一名登席。……长房世澄公派下，前人悯其丁衰，准嫡派一人与祭，多丁祠内不许与祭。何也?祠是世济公派下公项创置，与世澄公之子孙无干。”L451王氏“世济公”派下的宗祧继承权，是在投资建祠的过程中拟制的，而长房“世澄公”派下由于未能参加建祠活动，反而失去了宗祧继承权。有的宗族为了扩大“敬宗收族”的范围，甚至采取“虚立名号”的做法，对宗祧继承权进行拟制。海澄县《大观叶氏族谱》记载：
第一世，基澄公。……第以吾祖分派来澄者，因邑取号曰“基澄公”,是为吾乡上下叶与嵩峰坑内及山北下尾诸叶之祖，此为一世。此虚立名号。……
第二世，观山公。……依山为宅，筑海成田……此亦虚立名号。
第三世，肇祥公。……神主与配俱失，名字、坟墓莫详，此亦虚立名号。……
大观叶氏自第六世以下，始有“实据”,而上五世的系谱都是凭空杜撰的。之所以如此，显然是为了便于和本县其他叶氏家族“联宗通谱”[471,建立共同的宗祧继承关系。
宗祧继承关系的多元化和拟制化，为依附式宗族和合同式宗族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是因为，依附式宗族和合同式宗族的各种祭祖活动，都必须依据现实的地缘关系和利益关系来组织，因而往往与既定的宗祧继承程序是不一致的。为了使此类活动符合于传统亲属组织的一般行为规范，就必须对宗祧继承关系作出相应的调整。上引庐峰蔡氏的若干实例，实际上都是为了适应依附式宗族和合同式宗族的需要。此外，在明清福建各地的依附式宗族中，一般都明确规定只有尊者、贤者和富者可以主持祭祖活动和管理祭祖设施；在明清福建各地的合同式宗族中，一般都只允许投资者参加有关祭祖活动和管理祭祖设施。这些做法无疑都是对宗祧继承关系的重新调整和拟制，使之既适应于族人之间现实的地缘关系和利益关系，又符合于传统亲属组织的一般行为规范。
综上所述，宋以后福建的祭祖活动与宗祧继承方式，不仅冲决了官方宗法制度的桎梏，而且背离了宋儒宗法理论的要求。代代设祭、不立宗子、没有贵贱之别和大小宗之别、宗祧继承关系的多元化和拟制化，这是宋以后宗法伦理的基本特征。由于这种宗法伦理的形成是与民间家族组织的发展相适应的，因而可以称之为“庶民化”的宗法伦理。笔者认为，这种“庶民化”的宗法伦理已经超越了传统亲属关系的范畴，具有明显的“泛家族主义”倾向，广泛适用于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其历史意义及文化内涵值得深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