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闻诸礼，宗子统族承家，有君之道，祭服不备，不敢有祭。是以古立宗子世守之田，以重本也。我祖愚翁公肇迁太江，创业垂统，礼义毕举，惟此田未暇立。以故宗子任轻，弗获尽礼。至宗孙鼎，家贫不永，遗孤守在奔走衣食，礼滋日废。今在弗嗣，家众推鼎从侄基，经明行修，立嗣鼎后，统族承祧。但基亦贫，祭服不备，难以对越祖考，表仪族属。为此，家长、族众会议，推我祖宗敦本崇祀之意，将我祖原立资福义田，就中抽出全年税粟十三石，不论丰歉，俱要足额，付基宗孙依时支取，永为祭服之资，不得挪移他用，有辜所望。……此系公业，后世宗孙毋得视为己私，设占变动启争；各房孙子毋得恃强侵争，扰乱成规。(余略)[381
苏氏的历任“宗子”“宗孙”,虽然在名义上有“统族承祧”之权，实际上却只有“表仪族属”之责。这种连祭服都无力置办的宗子，自然不可与古代“统族承家，有君之道”的宗子同日而语。即使在苏氏族人“会立宗子祭服”之后，也只是从“公业”中为宗子提取“祭服之资”,而有关产权仍是由“各房子孙”共同继承。笔者认为，在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和门阀世族制度之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变动不居，嫡长子因家贫而“弗克尽礼”的现象在所难免，因而也就必然导致宗祧继承方式的变革，不可能形成稳定而又持久的宗子权。
明清福建民间的各种祭祖设施，一般是由派下子孙共同继承，使分家后的族人仍可继续维持共同的祭祖活动。在此情况下，也就势必导致继承式宗族的普遍发展(详见第三章第一节)。不仅如此，在家族组织的发展进程中，还可以依据各种现实的地缘关系和利益关系，对宗祧继承关系进行相应的调整或拟制。清乾隆十五年，闽北庐峰蔡氏的《九贤庐墓禁约》记云：
建州蔡氏发源弋阳，派衍麻沙，历今数百余年，宗支日益繁盛，而九贤庐墓春秋享祀不替。……亦惟祖制勒有成规，奕代恪遵先训，既有以杜冒占之渐，亦所以严越界之诛。泾渭分明，责有专任，不得顾而之他，皆九贤之所贻燕者也。如麻沙实根本之地……梓里祠、田暨鼻祖坟山，旧谱所载者，今悉文钦公支派世
守；文公，光之派祖也，凡庐峰各处祖山、祠田，是其世守耳；文弼公，派居崇安彭源，则崇邑之九峰、崇贤两祠以及牧堂公、文肃公坟墓、田、祠，皆其世守者也。他如各房星散，里居不一，祠、田、坟墓从未有过问焉者。揆厥所由，西山公凡四子，沉公早世，惟渊、沉、沆三公支派繁衍，而渊、沆二公时又迁居外郡，独沉公子孙凭依庐墓，以此坟山、田地多其世守，抑亦措置创始、经营恢复，惟此里居密迩者之辛勤为多。……窃恐宗派日繁，贤愚不一，或者籍称合谱，以坟、田为公物，堕九贤之公范，昧数世之良规，而不知皆附近者之所增式廓，则觊觎之，尤反为敦本职其咎也。爱立禁约，恪遵祖制，每岁春秋，公集后山书院祭祀。此外，凡有土著坟山、祠、田，均依旧典，世守奉祀，不得冒侵、盗葬。庶几各房子孙相安祖泽，而九贤先灵世世妥侑也。[3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