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的本意是宗祧继承法，亦可引申为宗族组织法。“宗”为近祖之庙，“祧”为远祖之庙，二者联称泛指各种祭祖设施。严格意义上的宗族组织，是指以宗祧为核心的父系血缘集团，即所谓“同姓从宗合族属”。 《白虎通德论》释“宗族”云：“宗，尊也，为先祖主也，为族人所尊也。”《尔雅·释亲》云：“父之党为宗族。”在古人看来，祖先崇拜是人之常情，祭祖活动是团结族人的有效手段。 《礼记·大传》云：“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这是对宗法伦理的经典式表述。直至近代，“尊祖敬宗”仍是维系宗族组织的必要条件。因此，民间宗族组织的普遍发展，集中地反映了宗法伦理的庶民化进程。
在中国历史上，立庙祭祖是等级特权的象征，历代对此都有严格的限制，从而形成了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口先秦时代，从天子至于士各有不同的“庙制”,而庶人则不许立庙祭祖，“但祭其父于寝”12l。在贵族内部，历代宗祧必须由嫡长子(宗子)单独继承，维持“百世不迁”的“大宗”之祭，而其余诸子只能另立“五世则迁”的“小宗”,并接受大宗宗子的统辖。3这种“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14的宗法制度，是与“世卿世禄”的分封制度相适应的，其目的在于维护贵族阶层的世袭统治地位。秦汉以后，由于世卿世禄制度的废除，宗法制度也有所改变，但贵贱之别和嫡庶之别却始终如一。明代规定，九品官以上始可设立祖庙，奉祀高、曾、祖、祢四代祖先，而庶人则只许在居室中祭其父母。151清代规定，品官及庶人皆可奉祀四代祖先，但也只许品官立庙祭祖，而庶人则只能“祭于寝”。6l此外，明清时代还规定，宗祧继承必须先嫡后庶、先长后幼，在原则上只能由嫡长子单独继承，其余诸子均不得干预。Z这种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不仅不利于民间宗族组织的发展，也限制了官僚阶层的“敬宗收族”实践。有的学者认为，明中叶以后的宗法制度有较大变化，如准许庶民设立祖庙及追祭始祖，从而推动了民间宗族组织的普遍发展。8I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从明初开始，虽然有不少官僚提出此类建议，但并未成为正式的规制。因此，民间宗族组织的发展，不是以官方的宗法制度为依据，而是以冲决这一桎梏为必要前提。
宋代以降，由于程颐、朱熹等理学家的倡导，逐渐形成了一种“庶民化”的宗法理论，为民间宗族组织的普遍发展提供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前提条件。程颐认为：“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天子至于庶人，五服不异，祭亦如之。191因此，他主张取消贵贱之间在祭礼上的区别，放松对于民间祭祖代数的限制。他还提出，自高祖以上至于始祖，虽然亲尽无服，也应当每年一祭，以示慎终追远。[101在此基础上，朱熹进一步提出：“君子将营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为四龛，以奉先世神主。” 朱熹所设计的祠堂，是位于居室正厅之中的神龛，因而仍然局限于“庶人祭于寝”的“先王礼制”。但由于这种“祠堂”同时奉祀自高祖以下的四代神主，实际上是把“小宗”之祭推广于民间。至于奉祀始祖及四代以上的历代先祖，朱熹认为：“此二祭古无此礼，伊川以义起，某觉得僭。”121但他又说，为祠堂而设置的祭田，“亲尽则以为墓田，宗子主之，以给祭用”13。这就表明，朱熹虽然把始祖及先祖排除于“祠堂”的祭祀范围之外，但却主张以墓祭的形式举行“百世不迁”的“大宗”之祭。南宋后期，建阳县理学家蔡渊兄弟“相与讲究先师文公《家礼》所著祠堂之制”,在其《蔡氏祠堂仪约》中明确规定：除了设置祠堂奉祀四代以内的祖先之外，“亲尽则迁其主而埋之墓后，岁率宗人一祭之，百世不改”141。在这里，由于祠祭和墓祭的有机结合，同时满足了“小宗”之祭和“大宗”之祭的要求，使祭祖的代数殆无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