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六年，将所有家产均分为二，俾二子析筹自立。另抽田租一百石，今为膳养之资，后作祭祀之费。至三十三年，侧室刘氏又产一子，厥名曰袒，予遂将此项田租拨给袒为资身之本。……兹复命初、祥各拨出己田十担五桶，以为我夫妇祀产。……另立祀户，以垂子孙，即祖长大成人，兄弟共同值祭。
在主分人健在的情况下，提留膳田总是多多益善的，而这种膳田一般都会演变为祭田。因此，地主为了免于晚年受苦而有意多留膳田，是导致族田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清之际，福建民间已经形成了代代提留族产的习俗，而且提留的比重也日益扩大。笔者曾对清中叶以后闽北若干地主家庭的分家文书作过分析，发现每次分家时提留的族田都占总田产的20%以上，平均达37%。1951不仅如此，由于每一代分家都要尽可能提留族田，遂使地产的集中速度超过了分散速度，族田的总量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了。例如，浦城县苏吾楷自曾祖遗下祭租三百担、祖辈遗下祭租及书灯租一百五十担、父辈遗下祭租四百担，而苏吾楷又自留祭租二百余担，四次分家共提留田租一千余担。1961在私人土地因分家而不断趋于零碎化的同时，族田却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地积聚和集中，二者的消长适成正比。因此，在明清福建的地权运动中，族田的增长是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
明清时期族田的发展，与家族内部的职业分化也有一定关系。这是因为，对于从事各种不同职业的族人来说，往往无暇直接经营土地，因而也就必须借助于族田的形式，对土地实行集中经营。邵武县黄氏商业世家的族田，就是因此而发展起来的。据记载，清康熙年间，黄氏族人“廷辉公善居积”,遂“让产”与其弟，“只身僦居城内文家巷”1971;廷辉子登缙，承父“分授田顷余”,但也是为了外出经商，“遂斥田园，挟金遍南北，俯拾仰取，利不赀”198I。这两代人在经商期间，都放弃了对土地的经营，至晚年才重新开始置产收租。自登缙之后，为了使族人既可各专其业，又可兼营土地，曾依次采取同居共财、分家而不析产及设置族田等方式，对土地实行集中经营。登缙子四人，“初命诸子励学”,后由一子“接理家务”,其余诸子或“出贾”、或“嗜学”;乾隆五年，四子分家后，“众产仍归一经理，递年分拨谷四十石，以其赢生息均分焉”;乾隆十二年，“弟侄各添拨谷二十石，即以下源庄米为大父祭产”;最后，“及祖母逝，办理丧事毕，始从容分产焉。又以勋潭田米为祀田”1991。很明显，无论是同居共财或分家而不析产，都不可能长期维持，因而只有把土地留作族田，才是较为稳定的共有形式。 《黄氏族谱》的《祀思志引》宣称：“命曰：尝田私鬻者罪，私分者有禁。以故家无担石之储，祭产独永存。”[1001这一说法的可信之处，是族田的共有者未必拥有私人土地，但对其原因的解释却是错误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黄氏族人各专其业，并不直接经营土地，才使族田具有特殊的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