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家之际提留族田，不仅是为了满足族人的各种公共需求，而且是地主阶级的一种保产保富措施。宋代以降，由于分家析产制的流行，私人地主经济的规模日益趋于零碎化，普遍陷入于周期性危机之中。邵武府的谚语云：“樵水荫樵城，人无三代富，人无三代贫。”L?91这一古老的谚语，反映了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不稳定性，也表明私人地主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极限。这是因为，私人地主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客观上要求不断扩大占地规模，才能满足家族成员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然而，在代代分家析产的条件下，每个家庭的占地规模不是日益扩大，而是日益缩小。就整个家族而言，即使每一代族人都能保守先业，最后仍不免没落之虞。建阳县《翁氏宗谱》记载：
晚成公置有民田米十二顷八十余亩，遗与四子……各得三顷二十余亩；伯寿公生二子……各得田米一顷六十余亩；曾祖志渊公生三子……各承先业，得田米五十三亩，遗及吾父宗文公，继承其业，以耕读起家，置有民田五顷四十八亩。……舍香灯、拨奁田、赠义田……存田米四顷五十余亩，均分吾兄妳、玄及荣，各承其业。[90]
翁晚成遗存的一千余亩土地，历经三代人的分割继承，每个家庭只能得到五十余亩，这可以说是由富及贫的典型。自第五代以下，如果照样分割下去，不仅难于坐食租利，甚至连自耕农的地位都很难保住。导致翁氏私人地主经济日趋解体的直接原因，在于代代分家析产的影响，而不是由于受到其他冲击。在明清福建地区，像翁晚成这种占地达千亩以上的私人地主经济，规模已相当可观，但也只能经受三次分家的冲击；如果是其他中小地主家庭，就更是不堪一击了。翁晚成六世孙宗文，由于是一脉单传，不再经受分家析产的冲击，直接继承了祖辈的产业，勉强维持了小地主的地位。此后，又“以耕读起家”,重新开始了由贫及富的历程，置田达五百余亩。但好景不长，由于诸子再次分家析产，打断了财富积累的上升趋势，使私人地主经济的规模重新趋于萎缩。很明显，如果不是出现单传之类的特例，土地集中的速度很难超过分散的速度，这就必然导致私人地主经济的最终解体。因此，只有在分家时提留共有土地，限制土地分散的速度，才有可能长期维持坐食租利的生活方式。浦城县《后山蔡氏族谱》的《祭田引》,对提留族田的意图有如下说明：
先人为子孙虑也远，故其为计也周。家产分析，虽数万金，传历再世，愈析愈微。惟厚积膳田，生为奉侍赡养，殁则垂作祭产，以供俎豆之需。或共理以孝享，或轮授以虔祀，绵延勿替，历久常存。不幸而后昆式微……余资犹资糊口。
无论是“厚积膳田”,还是“垂作祭产”,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有一定数量的田产，使之“绵延勿替，历久常存”,这就是地主阶级深谋远虑的结果。道光年间，陈盛韶在建阳知县任上，对提留“轮祭租”的做法倍加赞赏。他在《问俗录》中记云：
建阳士民皆有轮祭租。小宗派下或五六年轮收一次，大宗派下有五六十年始轮一次者。轮收之年，完额粮、修祠宇、春秋供祭品、分胙肉，余即为轮值者承收。其田永禁典卖，亦少有典卖涉讼者。本祭田之遗，济恒产之穷，上供祖宗血食之资，下为子孙救贫之术，其法尽善。L221
陈盛韶已敏锐地觉察到，“轮祭租”的作用在于“济恒产之穷”,因而可以补救私人地主经济之不足，不失为地主阶级的“救贫之术”。有些地主提留族田的目的，与其说是为子孙着想，还不如说是为自己打算。乾隆年间，崇安县地主袁绍武为亲子和养子分家时，在《分关序》中宣称：“但田苗微泊，责尔供膳似难为情，故自存苗箩，为生赡后祝之需。”1931浦城县地主祖德耀提留族田的用意更为微妙，其《命初祥二子更立祀田记》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