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八年，文川桥李氏与杨家坊李氏再次联合投资，在汀州府城建成了公共祠堂。此举最初是由李氏士绅发起的，其目的主要是为本族士人赴府应试提供寓所，同时也为其他族人往来府城提供方便。据乾隆十六年的《建置鄞江祖祠序》记载：“庚午冬，鄞江许友淮奇造连，告以福址。询其氏，出之余姓也；商其值，可八百余金。岁辛未，我族诸人临汀应试，旋即接踵往观风龙脉络……深三栋，旁屋二十余间，上有书房，余地尚宽，有园有井，而且门第两边有店收息，可办祭仪。诸族彦试回……爱集族众商酌营试，议将祖祠尝银倡捐三百金，其余资费仍须众力共 。凡我子姓，无论去世生存，均宜配享，每名助钱一千二百文。以一至百，众擎易举，大事可成。匪特寒士应试获宁处之乐，即族姓平日往来亦得安居之便。”190此祠建成之后，两地李氏族人又立了一件《和议合同》,重新确认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其略云：“上下使用，共用银一千二百两。兹集城南祠中告祖权酌，两房作四分匀派，有(由)子园公房出银九百两，有(由)子荣公房出银三百两。….…而配享名数务照四份均列，园公房三份该列三百三十名，荣公房一份该列一百一十名。至四百四十名外，倘续加配享者，每名出纹银一十二两，交两房众收，以供郡祠公用。其祠中房屋，遇考试之期亦照四份均分寄寓。自是，县祠则恪遵旧列(例)权宜轮祭，府祠则万代凛遵新规，竭诚其事。”19山在这里，对“县祠”和“郡祠”的规则作了明确的区分。这是因为，“县祠”原来是属于文川桥李氏的，杨家坊李氏只是参加“轮祭”,并不拥有产权，而“郡祠”则是两地族人共同投资创建的，因而其产权也按投资比例分属于两地族人。此外，“郡祠”的共有者名义上是以“房”为单位，实际上却是各房所属的“配享”牌位，因为其经费主要是按牌位题捐的。对于未曾题捐的族人来说，自然也不得分享有关权益。
清代后期，除了文川桥李氏和杨家坊李氏之外，连城县的另外一些李氏族人也组成了以“县祠”和“郡祠”为中心的散居宗族，号称“西祠”,而文川桥李氏和杨家坊李氏则相应称为“南祠”。同治十二年，这两大散居宗族又在省城福州联合建祠，组成了更高一级的散居宗族。据主持建祠的李文澜记载：“我李姓西、南两祠，由宋而元而明而清，派衍枝繁，数百年矣。….…第从前邑、郡仅有分祠，屡拟合建一总祠，而未得其地。癸酉科，澜寓贡院天衢之质仁铺，适有杨姓房屋一所，度其宅可容数十人，询其价仅六百余金。……三场既毕，遂遍告两祠赴试剑城、茂彩诸君。……澜因诸君怂恿，且任无可诿，独力肩之。于是回梓劝捐，逾月晋省立契。越数年，众送神主晋省，复竭力劝捐，改造门楼，安龛升主，而事遂成。”1921可见，这一以“省祠”为中心的散居宗族，同样是由士绅阶层发起组织的。不过，在李氏“省祠”的创建过程中，商人阶层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云：“时省垣经商者昌其、昌恩、柏元、宗城四人，省祠经理一切事宜，并责成之。”[931另据其《祠规》记载：“非乡试之年额七月半，经理人备办牲醴、鼓吹，并邀省垣经商者，全衣冠致祭。”1941由于士绅阶层平常一般不在省城，李氏商人可能是有关活动的主要参加者。这一散居宗族的组织形式，也是以按股集资为特征的。试见其有关《合议字》:
立合议字，西、南两祠善堂、友风等，缘我两祠帙衍瓜绵，人文蔚起，邑治、郡城已有分祠，众等每念省垣大观，合置总祠，一祀先灵，一便子姓赴科居住。同治癸酉乡试，有杨屏孙兄弟房屋一所出售……大约需银千元。爱集两祠合议，权作三股平派，西祠出三股之一，南祠出三股之二。众议，每捐银七钱者，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