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福建各地的散居宗族，一般都是合同式宗族。这是因为，在散居各地的族人之间，既不存在共同的地缘关系，也不具备可靠的继嗣关系，因而利益关系也就成为联结族人的唯一纽带。例如，连城县文川桥、杨家坊等地的李氏族人，曾先后在本县及汀州府城和福州省城“同祠合祭”,其有关权利及义务都是按股份分配的，并以“合同”的形式加以确认。试见清康熙十五年的《子园公、子荣公两房合同》:立合同城南李氏世孙，为同祠合祭，议定祀典事。我始祖十七郎公，由宋代来居连城，传至五世祖，子园公、子荣公兄弟生焉。子园公世居城南文川桥下，历传至八世祖，兄弟三人：宗政公、宗闰公、宗志公，子孙得以滋盛，始分为三大房也。卜地狮子坪建祠，崇祀先祖，轮奂壮观，置立祀田以供春秋二祭，是皆子园公之子孙三房义举也。子荣公迁居杨家坊，递传子孙，亦称为连之望族，即其本地亦建有祖祠，立有祀田，以供祭祀。因先年兄弟异居，虽共属本县，地之相去八十里。虽则分祠各祭，而子孙宗族凡有遇会遭逢，总之不忘本支至意，犹是尊尊亲亲，昭穆不爽。今子荣公之子孙卜吉诣祠，会集三房相议，将子荣公神主送入文川桥下祖祠，兄弟合祭，共祀列祖，仍将八世祖元贵公神主与宗政三公之神主同立。此诚宗族萃亨，没者安而生者顺，千秋盛举也。但合祠必首重祀典，而祭仪不可不与三房预为定计。今合子园、子荣二公之子孙，则为二大房，而权宜定例，则以八世祖之兄弟四人子孙分作四房，轮流值祭，递为祭主。丙辰春秋定例，每岁春祭用清明，秋用七月十四，凡办祭仪并设席颁胙等项，作四房轮流，每四年一次，上下相承，周而复始。 (余略)
如上所述，文川桥李氏和杨家坊李氏分属于五世祖“子园公”和“子荣公”的派下子孙。按照常理，他们在“同祠合祭”时应当分为两房轮流主祭，但实际上他们却“权宜定例”,以八世祖四兄弟的名义分为四房轮祭。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他们商定的权利及义务关系为三比一。所谓五世祖分为两房及八世祖分为四房之类的说法，可能都是凭空杜撰的，因为文川桥李氏从明代至民国年间曾七次修谱，却从未与杨家坊李氏合修族谱。在文川桥李氏的早期修谱序言、凡例及祠堂记之类的文献中，对历代分支及族人的迁徙情况记述颇详，也从未提及杨家坊李氏。因此，两地李氏族人的“同祠合祭”之举，只是为了某种现实利益而达成的联盟，而不是以共同的继嗣关系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