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依附式宗族尚未形成或濒临解体之际，合同式宗族一般是聚居宗族中规模最大的宗族组织，并可代行依附式宗族的某些职能。如瓯宁县璜溪葛氏，自元末定居之后，至清末仍未形成统一的依附式宗族，各种规模较大的祭祖活动历来都是由合同式宗族组织举办的。其《一至五世祖公共烝尝条规》记云：“吾祖平心为善，不但不厚积产业以遗子孙，并烝尝亦不自置。后世裔孙念鞠育之功，追报本之思，爱集同人一百一十九名，鸠集祭资购置田瑕，以为历年致祭之费。……后起者因亦观感而另集一班。”I?51这些依据股份而组成的祭祖组织，一般都具有严格的排他性，但有时亦可吸收其他族人参加。葛氏《六世祖佛童公祭序》云：“本祭原系与祖增光，集股而成。其先祖未增集股者，每有向隅之叹。……其先未曾集股、今有志与祭者，每股须充入小洋二十五角，始符公份。”861在此情况下，原来的合同式宗族可以不断地得到扩充，并逐步向依附式宗族过渡(详见第四章)。与此相反，有些依附式宗族虽已形成，但由于某些原因而趋于解体，则有可能为合同式宗族所取代。建阳县考亭陈氏于元代创立一座坟祠，“更置田山”,招僧住守。至明万历九年，被“刁恶道人”指为官庵，后经陈氏族人呈控，由本县断还，“听从陈氏另行朱明福、郑志同管守坟”。在此过程中，祠产的所有权归属已发生变化。如云：“前已公议，出银构讼者，则有收其祭租；未出财力者，永无伊收，各不相干。其中费尽赀资艰辛者，仅有二十九位。而以额例，其祠租苗不拘房次排收，但论此二十九股排收，永为定例。”[871浦城县占氏原有“元善公墓田”计租50担，后被族人盗卖，乾隆时历经呈控，“断令备价赎回归祭”,而“祠内又无公款，致耽搁五十余载，田悬未赎”。清嘉庆二十一年，“以田未赎回，祭资无出，于是邀集族众四十人，分为仁、义、礼、智、信五班，每班八人，值管一年。将递年租息所出，于冬至日备办祭品，恭祀列祖列宗，各子孙 余颁胙。除办祭完粮外，若有余款，四十人均分，名曰冬至会。立定章程，颁给号簿，行之已七十余年矣”1881。以上各例表明，在聚居宗族中，依附式宗族和合同式宗族往往具有类似的职能，因而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