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式宗族的基本特征，在于族人的权利及义务取决于既定的合同关系。由于族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一般是建立于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可以说，合同式宗族是以利益关系为基础的宗族组织。
合同式宗族的形成，主要与族人对某些公共事业的共同投资有关。由于合同式宗族的集资方式一般都是以等量的股份为单位的，其经营管理与权益分配往往具有合股组织的性质。试见浦城县《占氏族谱》的《襄置清明祀产记》:
同治乙丑(四年),祠成祭备……独清明祀事犹缺焉。先封公以为憾，乃邀出族裔八人，各襄银五元，置买圃地，岁纳租钱八千，取“追远”名其堂。壬申(同治十一年)冬，复邀出同志八人，各襄银七元，置买店屋，岁纳租钱十二千，同颜其堂曰“合志”。……至光绪丁亥(十三年)、壬寅(二十八年),复增襄二堂，一曰“敦本”,一曰“永敬”,每堂八人，各襄洋银五元，均未置产……每堂岁纳息洋银八元，以充祀费。年届清明祀日，凡堂内有名者，恭诣祠内助祭，每股男女各一人，共享悛余，有赢余者尽数颁胙。l61
上述占氏清明办祭各“堂”,虽然在名义上都附属于“东门塘贤祠”,但却始终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其有关活动及权益分配，只能由入股者及其后裔参加，具有严格的排他性，因而是一种以互利为基础、按股份组成的合同式宗族组织。
在合同式宗族中，族人对有关族产的权益可以世代相承，也可以分别转让或买卖。例如，建阳县《颍川陈氏宗谱》记载：“万历十九年九月，三房子孙文高、文魁、德忠，同买到邵武五都叶家宠人陈璋生晚田连骨米三石官……卖主抱耕，递年纳租苗六担正。清雍正年间，文约公之子孙士福分卖(买)去二箩；文魁公子觉圣份二箩，卖与文顺之裔孙士毅、士俊；士毅之子光亨，将其二箩田复于乾隆时尽卖与士俊一人，与文高房同收。”1621这一族田原是陈氏族人合资买来作为“英、贵二公烝尝田”的，其收益即用作投资者的共同祭祖活动。从雍正至乾隆年间，其有关股权在族人之间历经买卖，却并未导致这一合同式宗族的解体。
合同式宗族形成之初，一般只包括少数较为富有的家庭。然而，由于有关股份必须由入股者的后裔世代相承，其基本成员也就逐步由若干家庭发展为若干继承式宗族，甚至发展为若干依附式宗族。在有些情况下，一开始就是由若干继承式宗族或依附式宗族共同投资，按既定股份组成合同式宗族。试见长汀县龙足乡邹氏宗族的建墟《合同》:
立合同人胜公子孙同曾侄孙礼崇公子孙御祖、洪生、熊云、中彦、雄彦、一彦、圣乾、微耀等，为本乡之水口新起公平墟，老少欢悦，俱各齐心踊跃，各出自己粮田以作墟场，共建造店宇并小庄，皆照八股均派。胜公房墟基使用俱出祠内公项，礼崇公、雄公、希孟公、永生公四公合成一半，胜公一半。自后每年将公平墟税当作八股收税，胜公房收墟税四股，礼崇公众房亦收四股，其年二房每收一半。至递年收墟税，公议胜公房择知事者四人，礼崇公房择知事者四人。至临收租之期，务要知会八人，同往均收均分，毋得越议，一二人专擅。恐口无凭，立合同字，各付一纸，永远为照。
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廿三日，立合同人胜公、崇公子孙同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