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先秦的氏族、秦汉的豪族、魏晋隋唐的士族、宋以后的宗族，标志着中国家族组织的不同发展阶段。前人论及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组织，通常是指宋以后的家族组织。在此着重介绍中国史学界、日本汉学界及欧美和台湾地区人类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
中国史学界的有关研究，历来注重家族组织的政治属性，强调阶级分析的观点。这一学术传统的形成，可能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斗争实践有关。毛泽东在其早期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近代中国“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构成了一种以“祠堂族长”为代表的族权，这是压迫中国人民的四大权力体系之一。口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又指出：“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21因此，这种阻碍阶级分化、压迫人民大众的“封建的家族组织”,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和斗争目标之一。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为了寻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历史原因，继续致力于对封建家族主义的批判，力求揭示家族组织与封建土地制度及专制政权的内在联系。
1964年，左云鹏在《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试说》[3]一文中，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族权的历史成因、发展进程及社会作用。他认为，自隋唐以降，由于土地买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削弱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使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颇为困难，而个别地主的社会经济地位又不稳定，难以有效地维持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宋代的地主开始置族田、建祠堂，从事“敬宗收族”的实践，利用封建礼教和族规来约束族人，逐步形成了以“祠堂族长”为代表的族权。明中叶以后，族权与封建政权直接结合，在宣扬封建道德礼教、维护封建身份制、培养家族政治势力、控制地方事务及对抗农民起义等方面，发挥了封建政权所不及的作用。族权的经济基础是族产，而族产不仅强化了族权，“在经济方面也起到了维护封建制度的作用”。由于左云鹏把家族组织视为一种政治性的社会组织，因而也就特别注重家族内部的阶级关系，试图以阶级矛盾的激化来解释宋以后家族组织的形成与发展。在国内学者的有关研究中，这是一种有代表性的流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