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虽然迟至宣德年间才正式分家析产，但由于李童及其次子长期在外服役，原来的大家庭实际上早已解体。如果不是由于财产共有关系，即使是这种形式上的大家庭，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明初的打击富民政策及里甲重役，对大家庭的发展也是相当严重的威胁，往往迫使民间提前分家析产。崇安县《袁氏宗谱》的《寿八公遗文》记述：
洪武三年间，始与兄景昭分析祖业，家财尽让与兄。既未有子，新朝法令森严，但求苟安而已。……自后生男武孙，又陆续买田二千余石。……洪武十五年间，为起富户赴京，不幸被里长宋琳等妄作三丁以上富户举保，差官起取，无奈而行。户下田多粮重，儿辈年幼，未能负任，诚恐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切思光景如此，又要分赴京住坐，又抱不平欲告宋琳等不公，遂谓男武孙曰：“即日现造田粮黄册，不乘此机，将低田亩多者写与他人，脱去袁进图头里长，只留袁成一户田粮，以谋安计，更将田粮居一里之长，又当上马重任十年图头各役，将来必陷身家矣。”武喜所言得当。如是，将户下田千有余石，尽写与三贵等里李增等边为业，袁进户内过割升合无存。除写与他人外，尚留实在膏腴之田，计苗米九百五十石。当年赴京领勘合，就工部告状，转发刑部拘问得理，将宋琳等八家断发充军。冬下回还，再生一男名铁孙。……勉强于洪武二十一年，告白祖宗，将原田并又买到张八等田一千一百石内，抽出四百五十石与男武孙收管，又将田土四百五十石付幼男铁孙收管，又将田五十石付与妻李氏并残疾女琪娘收管，又将田土五十石付与次妻并残疾男斌孙收管。……余外田土一百余石，自己交收养老，并不载粮，向后充为公党之用，仰武孙、铁孙二房轮交。
袁氏于洪武二十一年分家之际，由于诸子尚未成年，其家庭结构仍是核心家庭。分家之后，由诸子分别组成的新家庭，实际上都是不完整家庭。那么,袁寿八为什么要“勉强”为诸子分家呢?其目的显然是为了降低户等，避免充当富户及里长之役。与此同时，建阳县的周子原，“廪有余粟，库有余财”,而诸子“年尚幼艾”,却匆匆为之分家析产，“俾之各守分界，各勤生业，不相挽越”16l。这就表明，在赋役不均的情况下，对于没有免役特权的平民来说，事实上很难维持累世同居的大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