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族自普贤公遗下祭田，分发胙肉，凡艮房子孙历久轮流，无有异议，而震、坎两房不与焉，明嫡派也。至文茂公手置醮祭，拜扫祖坟，惟文茂公子孙轮值备酒，各赴燕饮。而文政公派下不与焉，溯由来也。
所谓“明嫡派”,是对继承者而言的；所谓“溯由来”,是对被继承者而言的。二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无非都是为了说明：历代祭产的有关权益，只能由创置者的直系后裔共同继承，其余族人则一律不得问津。因此，继承式宗族特别注重族人的继嗣关系，以致有“报丁”及“清系”之举。崇安县《袁氏宗谱》记载：“议定递年正月初一日报丁，当即查明，如有血抱螟蛉，不得载入丁簿。迨及五年清系时，若有缺丁乏嗣者，合族早为择立继嗣。倘有应继不继者，族长不得徇情容隐。”[41在这里，“报丁”和“清系”的目的，都是为了确认族人的继嗣关系，以免引起继承权的纠纷。在明清福建的族规中，对“择立继嗣”一般都有严格的限制，禁止因“非种承祧”而导致“乱宗”。如云：“继嗣补天地之缺憾，广祖宗之慈爱，当以期功兄弟顺序为继，期功无继再及族人。秉公议立，不得致争。….…若螟蛉他姓，名为乱宗，义在必斥。”151在此情况下，凡是不属于本族血统的家庭成员，势必被排斥在继承式宗族之外。乾隆二十二年，崇安袁绍武为养子添孙和亲子吉卿分家时，在《分关》中声明：“今添孙长成，虽系螟蛉，家业例无与嫡派轮祀、均分之理。……若祖庚五公派智、仁、勇三房祀田与予父辛三公派元、亨、利、贞四房祀田，俱系生男祭扫、备东、收租，添孙例无祭扫之分。至予自存膳田，意欲生男与抚子日后轮祭，但稽之条例，询之老耄，抚子只有饮福合食，从未有与生男轮祭之例。……更抽田六箩给尔父子，日后自向备祭扫。其自赡祀之田，俱附吉卿备祭、收租、纳粮，抚子不得越而问焉。”16l嘉庆十一年，袁吉卿之妻为其次子的养子和嗣子分家时，亦明确规定：“至于绍武公祖母遗下祭田，概照文、行、忠、信四房轮流， (养子)光波不准轮值。惟氏夫吉卿公与氏之祭田轮值行房之年， (嗣子)中涵分谷五百九十箩，光波分谷二百一十箩，粮产照所分之谷完纳，各无偏亏。”Zl由此可见，严格意义的继承式宗族，只能存在于血统纯正而又同源共祖的族人之中。换句话说，族人之间的血缘关系，是继承式宗族的存在基础和必要条件。
继承式宗族形成之后，随着世系的不断推移，每一代都要重新分配有关的权利和义务，其继嗣范围也就相应扩大了。这种经由权利和义务的细分而得到持续发展的继承式宗族，一般表现为逐级“分枝”的状态。另一方面，继承式宗族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可能成为后人的继承对象，从而又会在原来的继承式宗族中形成新的继承式宗族。因此，继承式宗族的发展进程，必然表现为不断“分枝”而又层层累积的状态，从而形成多支系和多层次的阶梯式结构。对于继承式宗族的每一个成员来说，必须依据既定的支系和辈分，才能确认其应有的权利和义务。换句话说，对于不同支系和辈分的族人来说，他们在继承式宗族中的地位是各不相同的。试见民国十九年浦城县苏氏《分关》[81的记载：
一、祖遗吴墩立殿公祭，租额三百担，上代为礼、义、信三房轮流醮祭。我祖系居义房，又分友、恭两房，六载值收一次。现我恭房又分忠、恕两房，余恕房须十二载值收一次。日后值余应收之年，汝智、仁、勇三房按序轮收管业。至租额、田佃，谱牒载明，兹不赘录。
一、祖遗仙阳成培公祭，租额二百担，上代分友、恭两房轮收。……向后恕房值收之年，汝智、仁、勇三房各按序收理。……
一、卿云垂昆公祭，市租一百担；辐玉公祭(即苏季氏膳)吴墩租三百余担；
鸾春附祭，吴墩租廿余担；上代分忠、恕两房轮收。向后凡恕房值收之年，汝智、仁、勇三房按序轮收管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