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南朝学校亦在复兴之中。宋武帝永初三年下诏兴学，因其数月后去世未果，文帝元嘉十九年又诏立学，国学因而复立。元嘉二十三年“九月己卯，车驾幸国子学，策试诸生。答问凡五十九人”(见《宋书·文帝纪》)。但元嘉二十七年因北魏来侵，学校又罢。据《宋书·孝武帝纪》,大明五年八月又诏“来岁可修葺庠序，旌延国胄”;但据《南齐书·百官志》,孝武帝“太始六年，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则大明五年立学，或立而又废，或欲立未果。南齐高帝萧道成即位之后，先后有刘善明、王逡之、崔祖思等请兴学校；建元四年，国学复立。但南齐惯例，是先帝去世、太子登极则废学，故国学因之三废三立(其事详见《南齐书·礼志》)。齐高帝建元四年立学，有生150人；齐武帝永明三年立学，有生200人。
南朝君主又经常扶植著名学者的学馆，使之具有半官方的性质。在官学废置之时，这些学馆就担负了“陶奖童蒙”的任务。宋武帝刘裕曾为名儒周续之立馆东郭。宋文帝元嘉中先后使何尚之立玄学，雷次宗立儒学，何承天立史学，谢元立文学，台之四馆。四馆生徒，今考得萧道成、萧道度为儒学生(《南齐书·高帝纪》及《衡阳王萧道度传》),山谦之为史学生(《宋书·礼志》)。齐时有刘球之馆、吴苞之馆、伏曼容之馆、何佟之之馆等。
至梁武帝立五馆、复国学，学校转盛。《南史·儒林传序》记叙江左儒学变迁：
逮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至梁武创业，深愍其弊，天监四年，乃诏开五馆，建立国学……馆有数百生，给其忾廪，其射策通明经者，即除为吏，于是怀经负笈者云会矣。又选学生遣就会稽云门山，受业于庐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七年，又诏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学受业。武帝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谯语，劳之以束帛。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
梁代学校，五馆合计有生千余，国学有生三百余，虽不能与两汉魏晋相比，却是江左的最盛之时。
更为重要的是，学校策试入仕，在此时再次成为重要的入仕途径。刘宋之国子生，只考得崔慧景、虞愿2人。萧齐之国子生，则考得蔡搏、徐勉等13人；时又有记为“太学生”者八九人，我认为他们实际上都属于国子生，其考辨详见本章附录《南朝“二学”考》。他们之中，有7人史传明记为经明经策试入仕为官，另外3人之起家官，估计也是由策试而来的。梁代国子生考得29人，其中有21人，史传明记为学校策试入仕；另外6人之起家官，估计也是由学校策试而来。梁代还有“太学生”纪少瑜、徐之才起家学校；岑之敬等7人，在学校之外得预明经策试而得官。
汉代太学虽然兴盛，并且依制度有课试擢第拜官之法，但史传明记为由学校射策出仕者，在西汉不过兒宽、终军、萧望之、匡衡、何武(以上分见《汉书》各人本传)及褚少孙(见《史记·龟策列传》“褚先生曰”)数人而已。东汉近二百年中太学生可考者百余人，竟然没有一人是直接以太学射策入仕的。他们大约是在结业后去转应州郡公府的察举征辟。魏晋之时，太学有试经拜郎署运之制，但由此入仕之可考者，不过一二人而已。由此加以比较，南朝齐、梁之时以学校考试入仕之可考者，不仅远过魏晋，而且超过学校繁荣的西汉与东汉。这足以证明，齐、梁时学校试经入仕制度，在当时的选官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值得注意的。
察举与学校入仕，在采用知识考试选官这一点上是相同的。魏晋察举趋衰，学校也正趋于衰微；南朝察举有复兴之势，而学校亦有复兴之势。在表10-1所示的察举指数中，梁代之指数有所下降，但如果考虑到宋代国学生可考者仅2人，齐增至22人，梁代学生及学外得预明经策试者更达38人，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梁代察举指数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其地位的下降，而是具有相同倾向性的学校入仕制度也发展到相当水平，因而吸引了相当一部分士人步入此途所致。结合各方面材料，可以认为察举与学校入仕，都处于复兴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