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王朝建立之后，专制君主就明显表现出对察举取士的关切与重视。东晋安帝义熙时，掌握了军政实权的刘裕就及时着手恢复了秀孝策试制度。《宋书·武帝纪》晋安帝义熙七年：“先是，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表天子，申明旧制，依旧策试。”刘裕称帝后，又亲策秀孝。同书《武帝纪》刘宋永初二年二月：“车驾幸延贤堂，策试诸州郡秀才、孝廉。扬州秀才顾练、豫州秀才殷朗所对称旨，并以为著作佐郎。”
又据《宋书·孝武帝纪》,孝武帝孝建元年春正月下诏整饬察举：“四方秀孝，非才勿举，献答允值，即就铨擢。若止无可采，犹赐除署，若有不堪酬奉，虚窃荣荐，遣还田里，加以禁锢。”又许嵩《建康实录》卷十三，孝建三年“二月辛未，策孝秀于东堂”,大明六年春正月，"策秀士、孝子于中堂”。同书同卷又记少帝景和元年初，“诏天下秀孝，随才擢用”。《通典》卷十四《选举二》记刘宋察举：“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试，天子或亲临之。”《南齐书·谢超宗传》记宋明帝泰始三年，“都令史骆宰议策秀才考格，五问并得为上，四、三为中，二为下，一不合与第”。遂成秀才策试之一代新制。时至南齐，君主亦常亲临策试。《南齐书·武帝纪》永明四年春正月，“辛卯，车驾幸中堂策秀才”;《东昏侯纪》:“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诏研策秀孝，考课百司。”由此可见，南朝前期君主在复兴察举之上，就已经表现出了相当积极的态度。
通过恢复策试、严格制度、更革程式以至亲临策试擢第等措施，秀孝察举呈现复兴趋势。这首先就反映在此期所见于史传的秀孝明显增加之上。刘宋之秀孝，我统计所得为51例(包括举而不就者，下同);萧齐之秀孝，亦达23例。这与东晋得举者之寂落寡少，形成了对比。
为了对见于吏传之秀孝的数量变化有一较为直观简明的印象，下面将曹魏、两晋及南朝各代之秀孝规模变化化为指数，列表以为辅助说明。由于各王朝持续时间长短不一，各代史书篇幅亦简繁大异，这里所采用的统计方法是，将各代之秀孝见于“正史”者，除以王朝之持续时间，及相应“正史”之卷数：
得举者数量
王朝延续时间×相应正史卷数
由于《魏志《梁书》《陈书》均无《志》,故《晋书》《宋书》及《南齐书》之《志》之卷数亦不计入。《晋书》除去《志》部分，余110卷，西晋作50卷计，东晋作60卷计。《南史》卷数不计。然后将所除得之数，以曹魏为基准指数。
由曹魏进入西晋，察举规模指数有明显上升。这一方面是由于君主对它的重视，另外也是由于三国分立结束而进入统一时期，疆域人口增加，一大批蜀吴士人进入察举一途所致。察举数量增加的表象之下，却隐藏着察举地位及作用在实际上已经下降的事实，因此一入东晋，察举比例指数便由西晋之1.65骤跌至东晋之0.19,仅及西晋之八九分之一。至刘宋、萧齐之时，虽然仍是半壁江山，察举指数却明显回升，至齐达到了1.06,已回复到了曹魏的水平。至梁、陈这一指数又有下降，但这是因为梁代以国学明经策试入仕已相当兴盛，吸引了相当一批士人转入此途所致。察举与学校入仕本具有相近的特点，所以这一现象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察举的再次低落；此后对之还要详加讨论。总之，上述察举指数变化，可以印证南朝察举确实处于复兴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