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选官，本身是体现了公平竞争这一精神的。尽管秀才察举与国学招生面向士族这一点，限制了其积极意义的发挥，但由考试入仕，毕竟不同于“安流平进”。为了提高考试入仕之途的地位，南朝君主还采取了相应措施。
《隋书·百官志》上：
陈依梁制，年未满三十者，不得入仕。唯经学生策试得第，诸州光迎主簿，西曹左奏及经为挽郎得仕。
依此规定，由明经策试得第者，则入仕不在限年三十之例；如未经策试，又非州光迎主簿、西曹左奏及未经挽郎者，就必须限年三十了。按限年三十之法始于刘宋。《南史·谢庄传》:
初，(宋)文帝世，限年三十而仕郡县，六周乃选代，刺史或十年余。至是(按指孝武帝时)皆易之，仕者不拘长少，莅人以三周为满，宋之善政于是乎衰。
其中一句中华书局标点本断作“限年三十而仕郡县，六周乃选代”,误。据《南史·顾协传》:“张率尝荐之于帝，问协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凉，四十强仕；南方卑湿，三十已衰。如协便为已老。”那么限年三十，大约就是一个较为严格的限制，而且这显然对士族不利，因为他们多惯于幼年出仕居官享禄。①又《梁书·武帝纪》记萧衍于齐末上表，语有：
且闻中间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
是齐世限年之法已对士族妥协，优假甲族而贬抑后门，与宋法大异。表中又言“且俗长浮竞，人寡退情。若限岁登朝，必增年就宦，故貌实昏童，籍已逾立”,可见限年之法确实得到了实行。又《梁书·朱异传》:
旧制，年二十五方得释褐，时异适二十一，特敕擢为扬州议曹从事史。
其时约在天监初年。是梁初限年为二十五岁，于三十、二十间取一折中。又《梁书·武帝纪》:
(天监)四年春正月癸卯朔，诏曰：“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
参之以前引《隋志》所叙陈世限年之法，梁武帝天监四年诏的意思，是年未三十如欲解褐，则必须通一经。这样，通经就成了入仕的重要条件，而通经与否，自然是要通过考试检验之后，才能得知的。
上述措施，目的是强化考试之法在选官程序之中的分量。同时，君主还在突破门第限制上采取了更为直接的措施。据《梁书·儒林传序》:
天监四年，诏曰：“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朕日昃罢朝，思闻俊异，收士得人，实惟酬奖。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于是以平原明山宾、〔吴郡陆琏、〕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场补博士，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气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十数年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
“吴郡陆琏”四字据《南史·儒林传序》补，参见中华书局标点本《梁书·武帝纪》校勘纪。又《隋书·百官志》:
天监四年，置五经博士各一人。旧国子学生限以贵贱，帝欲招来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
梁武帝立五馆，改变了宋、齐国学只容贵胄的旧例，而以“寒门俊才”为主要招收对象，这在“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士族社会之中，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大胆措施。据《梁书·儒林严植之传》:“植之讲，五馆生必至，听者千余人。”严植之天监七年卒，是二三年间，五馆生已达千余人之多了。由此又知《儒林传序》所言“馆有数百生”,乃是说各馆皆有数百生。直到天监七年，梁武帝方又诏立国子学。可以推测他最初是希望纳贵贱于一学，打破士庶界限；但贵胄仍不愿与寒门混杂，方不得不又立国学使之受业。五馆之立，无疑是富有积极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