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南齐书·百官志》:
(齐高帝)建元四年，有司奏置国学，祭酒准诸曹尚书，博士准中书郎，助教准南台御史。选经学为先。若其人难备，给事中以还明经者，以本位领。其下典学二人，三品，准太常主簿；户曹、仪曹各二人，五品；白簿治礼吏八人，六品；保学医二人，威仪二人。其夏，国讳废学，有司奏省助教以下。
是国学废时，所省为典学以下，助教或省或置一人，祭酒、博士依旧。所以《南齐书·礼志》记齐东昏侯废学之后，领国子助教曹思文表请复立，“请付尚书及二学详议”,国学已废而仍付之议，是因为仍有博士、助教在。既然国学仅存学官博士之时仍可为“二学”之一“学”,那么所谓“太学”也应与之同例。就是说，前所引述的“付二学详议”乃至“勒太学重议”等语，只能证明太常之下有礼官太学博士；同理，那些“太学博士”之实例，本不能说明当时有作为实体的太学存在。
在此，我们有必要追溯一下东晋的学校制度。据《晋书·元帝纪》,建武元年“置史官，立太学”,太兴二年“置博士员五人”,太兴三年“皇太子释奠于太学”,太兴四年“置《周易》、《仪礼》、《公羊》博士”。这次努力，大约只是恢复了学官博士而已。成帝时又再次致力学校。《晋书·成帝纪》:“(咸康)三年春正月辛卯，立太学。”《建康实录》卷七：“三年春正月辛卯，诏立太学于淮水南，在今县城东南七里，丹杨城东南，今地犹名故学。”《宋书·礼志》记咸康三年因国子祭酒袁壤、太常冯怀之请，“议立国学，征集生徒……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西征，以军兴罢遣，由此遂废”。由前引之《晋书·成帝纪》及《建康实录》,知这次所兴为太学，非国学，《宋志》误。
又据《宋书·礼志》,晋孝武帝欲行释奠礼，“以太学在水南悬远，有司议依升平元年，于中堂权立行太学”,“水南”即秦淮水南，其时“无复国子生”,有太学生六十人。据《晋书·孝武帝纪》,太元九年增太学生至百人，次年即太元十年“二月，立国学”。《宋书·礼志》:“其年，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至此，东晋国学才正式建立。
关于晋孝武帝所立之国学与此前的太学的关系，《建康实录》所叙较详。其书卷九记孝武帝太元十年春：
尚书令谢石以学校陵迟，上疏请兴复国学于太庙之南。
后引《舆地志》云：
在江宁县东南二里一百步右御街东，东逼淮水，当时人呼为国子学。西有夫子堂，画夫子及十弟子像。西又有皇太子堂，南有诸生中省，门外有祭酒省、二博士省，旧置博士二人。梁大同中，又置正言博士一人，加助教理礼。初，显宗(按即晋成帝)咸康三年，立太学在秦淮水南，今升桥地，对东府城南小航道西，在今县城东七里废丹杨郡城东，至德观西，其地犹名故学。江左无两学，及武帝置国学，并入于今处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