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国子学处于复兴之中，至梁又设“五馆”以容“寒门俊才”。但南朝之史籍中，国子学与五馆之外，又时见“太学”或“太学生”的记载。西晋时期，始行国学、太学之双轨教育制，前者以容五品以上官僚子弟，后者以容普通学子。北朝亦有国学、太学、四门学分立之制，至隋唐沿袭不改。但南朝之“太学”“太学生”与“国学”“国子生”为一事抑或二事，仍然有待考辨。这涉及学校的等级性质以及由之入仕者的社会身份问题。
下面我们首先来看刘宋、萧齐间的有关记载。《宋书·礼志》记文帝元嘉十年太祝令为宗庙社稷祠祀事，“求下礼官详正”,又记“勒太学依礼详据”,“重更勒太学议答”。这里明确出现了“太学”字样，且其时尚无国学。同书又记元嘉二十三年七月，御史中丞何承天为海盐公主母丧礼上奏，语有“宜下二学礼官博士，议公主所服轻重”;又记孝武帝孝建三年五月“有司奏，皇子出后，检未有告庙先例，辄勒二学礼官议正”。《南齐书·礼志》亦屡见有“二学”之载。如齐武帝永明五年王俭语有“宜关通八座丞郎，并下二学详议”;齐明帝建武四年曹思文语有“请付尚书及二学详议”。
西晋国学、太学两立，始有“二学”之并称。如《太平御览》卷五三五引《晋尚书大事》:“按《洛阳图》,宫南自有太学、国子，辟雍不相预也……今废辟雍而立二学。”又《宋书·礼志》记东晋孝武帝欲行释奠礼，“有司奏，应须二学生百二十人，太学生取见人六十，国子生权铨大臣子孙六十人，事讫罢”。宋、齐之“二学”,当然也是指国子学和太学。
《宋书·百官志》又记：“博士……后又增为十六人，不复分掌五经，而谓之太学博士也。”《南齐书·百官志》记太常属官：“博士，谓之太学博士。”《宋书》《南齐书》时见为太学博士一官者，《礼志》所载尤多，如宋之荀万秋、王膺之、顾雅、周野王等，齐之王祐、刘蔓、贺场等。梁、陈亦皆有居太学博士一官之人。
萧齐还有“太学生”可考。《南史·王融传》:“先是，太学生会稽魏准，以才学为融所赏，即欲奉(萧)子良，而准鼓成其事。太学生虞羲、丘国宾窃相谓曰：竟陵才弱，王中书无断，败在眼中矣。”又同书《王僧孺传》:“司徒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僧孺与太学生虞羲、丘国宾、萧文琰、丘令楷、江洪、刘孝孙，并以善辞藻游焉。”又《梁书·许懋传》:“十四入太学，受《毛诗》,旦领师说，晚而覆讲，座下听者常数十百人。”是其时不但有“太学生”,许懋于“太学”讲授之时，还有"座下听者常数十百人”。
又《通典》卷五三《礼十三》“大学”部叙南齐制度，称“东昏侯永元初诏，依永明旧事废学。时有司奏，国学、大学两存焉”,又注引国子助教曹思文国讳废学议，有“然贵贱士庶，皆须教，国学、大学两存之也”。如依这些记载，当时应同时存在着国学、太学两个学校。
从上述情况来看，当时似乎确实存在着太学。其理由是，第一，其时有“太学”“二学”的记载，“二学”即国学与太学；第二，诸史《官志》中有太学博士一官，纪、传中又屡见居其官者；第三，其时又确实有太学生可考；第四，《通典》明记齐代有国学、太学“两存”之事。
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宋、齐以至梁、陈，并不存在一个与国学分立的，具有生员、校舍以及授业课试制度的、作为实体而存在的“太学”。
首先，宋、齐虽有太学博士，但并不等于有太学。所谓“下二学详议”之“二学”,是仅就二学礼官——祭酒、博士、助教而言的。有礼官博士不等于有学校。以国学为例，《梁书·许懋传》记其于齐东昏侯“永元中，转散骑侍郎，兼国子博士”,然查《南齐书·礼志》,“东昏侯即位，尚书符依永明旧事废学”,是国学已废而国子博士仍存。《宋书·百官志》记国子学制度：
自宋世若不置学，则助教唯置一人，而祭酒、博士常置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