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孝廉的试经方法，于史无载。《通典》卷十六《选举四》记沈约于梁武帝天监中论察举疏，有“假使秀才对五问可称，孝廉答一策能过”语。按北齐孝廉对策制度，是“射策十条通八以上，听九品出身”(见《北齐书·儒林传序》),其法于江左制度似乎应有所借鉴。又南朝士人以策试为乐，又常使幼童谒见名流策试经史，其时所试之策数，大多为十条。如《梁书·刘显传》:
尚书令沈约命驾造焉，于坐策显经史十事，显对其九。约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虽然，聊试数事，不可至十也。”显问其五，约对其二。
又《梁书·陆云公传》:
云公五岁诵《论语》、《毛诗》,九岁读《汉书》,略能记忆。从祖侄、沛国刘显质问十事，云公对无所失。显叹异之。
又《陈书·虞荔传》:
荔幼聪敏，有志操，年九岁，随从伯阐候太常陆侄，侄问《五经》凡有十事，荔随问辄应，无有遗失，侄甚异之。
又《陈书·韦载传》:
载少聪惠，笃志好学。年十二，随叔父棱见沛国刘显。显问《汉书》十事。载随问应答，曾无疑滞。
这种社会风气，显然是受了考试入仕制度的影响；同时又见经史策试，似以十事为常例。由此推之，南朝孝廉所试，似乎也当为十条。秀才对策重文采，五问已足；孝廉试经靠记诵，故十条方可。沈约“孝廉答一策能过”之语，“一”或为“十”之讹字。“一策”即能通过，似于情理不合。
但南朝孝廉试经，虽必以记诵为根底，但似亦不全赖记诵。据《隋书·经籍志》“总集”部所载：
《策集》一卷，殷仲堪撰。《策集》六卷。
梁有《孝秀对策》十二卷，亡。《宋元嘉策孝秀文》十卷。
《宋元嘉策孝秀文》所录当为策题，《孝秀对策》应是答策，《策集》则不知类别何属。由孝廉对策亦收入集中一点看，南朝孝廉试经，当有论述发挥成分，有显示才气识见之余地，可入文章一流，故亦被与秀才对策一起汇编成集，以供文人欣赏。
南朝学校之明经射策，《陈书·袁宪传》有较详记载。袁宪为国子正言生：
时生徒对策，多行贿赂，文豪请具束俗。(宪父)君正曰：“我岂能用钱为儿买第耶?”学司衔之。及宪试，争起剧难，宪随问抗答，剖析如流。到溉顾宪曰：“袁君正其有后矣!”及君正将之吴郡，溉祖道于征虏亭，谓君正曰：“昨策生萧敏孙、徐孝克，非不解义，至于风神器局，去贤子远矣!”寻举高第。
其事约在梁武帝大同九年左右。孝廉试经之策能够被编辑成集，可见是采用笔答。而学校试经，由袁宪策试之时学官“争起剧难，宪随问抗答，剖析如流”之场景观之，显为口试。又到溉称昨策萧敏孙、徐孝克，今又策袁宪，可知国学生策试，是每人分别考试，而不是众生合试。这与秀孝一堂合试之法又不相同，其原因则在于采用了口试之法。又《南史·萧瑛传》:
瑛字文明，年十二，为国子生。天监十七年诏诸生口策，宗室则否。帝知瑛聪解，特令问策，又口对，并见奇。谓祭酒袁昂曰：“吾家千里驹也!”
“口策”中华书局标点本据《册府元龟》二七〇改作“答策”,但下文之“口对”,则必为口试了。
当时试经笔试之法亦未废置。《南齐书·萧长懋传》:
(永明)五年冬，太子临国学，亲临策试诸生。于坐问少傅王俭曰：……(所问经义及王俭等人答语，略)太子又以此义问诸学生，谢几卿等十一人，并以笔对。
这次策试由太子发问，王俭等人口答问义，诸生则以笔对。又《陈书·岑之敬传》:
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经》义，擢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经，若颜、闵之流，乃应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复有颜、闵邪?”因召入面试，令之敬升讲座，敕中书舍人朱异执《孝经》,唱《士孝章》,武帝亲自论难，之敬剖释纵横，应对如响，左右莫不嗟服。乃除童子奉车郎，赏赐优厚。
岑之敬所应之试，大约是学校之外的另一种经术考试，其性质详见本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