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顺帝阳嘉年间孝廉察举实行策试之法时，考试的主持机构是公府，尚书省负责端门覆试及授官。西晋时秀才实行对策之法，据《晋书·纪瞻传》,“后举秀才，尚书郎陆机策之”,是秀才策试的主持者为尚书省官员。又据《通典》卷一〇一《礼六一·周丧察举议(晋)》:“晋武帝泰始中，杨旌有伯母服，未除，而应孝廉举，天水中正姜铤言太常……”看来对于孝廉之举，太常承担着责任。这或许因为孝廉试经须由博士主持，而博士本为太常属官。
《通典》卷十四《选举二》记刘宋之制，“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试，天子或亲临之；及公卿所举，皆属于吏部，叙才铨用”。是察举由吏部负责；但孝廉试经是否有太常学官参加，则不得而知。
《文选》卷三六收有齐永明九年、永明十一年及梁天监三年《策秀才文》三篇。永明九年、十一年《策秀才文》为王融作。查《南齐书·王融传》,永明中王融为中书郎，则南齐之策题，由中书郎拟制。而梁天监三年《策秀才文》为任昉作。查《梁书·任昉传》,时任昉"重除吏部郎中，参掌大选”,是梁时策题之拟制，又为吏部郎中之事。以上三篇《策秀才文》,均以“朕”之语气发问，知形式上均为皇帝亲策。
《初学记》卷二十有梁《仪贤堂监策秀才联句诗》,作者有刘溉、卢舜、伏挺、王莹、王题等。梁无“刘溉”,当为“到溉”之误。检阅史文，王莹卒于天监十五年；又据《隋书·百官志》记天监九年“宣毅墨曹参军王题兼中兵都”,宣毅墨曹参军为起家官，宣毅将军号初制于天监七年，“中兵都”即尚书中兵都令史，大约尚无资格监策秀才。故《联句诗》之作，当在天监九年之后，天监十五年之前。参照史传，在这次监策秀才之时，到溉约为中书郎兼吏部郎，卢舜不详，伏挺约为尚书仪曹郎，王莹约为尚书令，王题约为吏部令史。看来监策秀才，主要是尚书省特别是吏部曹之责任。
策试秀孝之地点，东晋成帝咸和六年正月，在乐贤堂；刘宋武帝永初二年，在延贤堂，孝武帝孝建三年，在东堂，大明六年，在中堂；齐武帝永明四年，在中堂；梁天监年间策秀才，如上引《联句诗》所记，在仪贤堂。《建康实录》卷十九陈文帝天嘉六年七月“甲申，仪贤堂前架无故自坏”句后附注曰：
案，仪贤堂，吴时造，号为中堂。在宣阳门内路西，七间，亦名听讼堂。每年策孝廉秀才、考学士学业，岁暮习元会仪于此。
由此可知，仪贤堂、中堂乃一堂之别名。又乐贤堂、延贤堂，与之大约也为一事。但东堂则又为一处。①
刘宋明帝时制定了新的秀才对策考格，其事见《南齐书·谢超宗传》:
(泰始)三年，都令史骆宰议策秀才考格，五问并得为上，四、三为中，二为下，一不合与第。超宗议以为：“片辞折狱，寸言挫众，鲁史褒贬，孔《论》兴替，皆无俟繁而后秉裁。夫表事之渊，析理之会，岂必委牍方切治道。非患对不尽问，患以恒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宁劣五通而常；与其俱奇，必使一亦宜采。”诏从宰议。
引文之中一句，《南史·谢超宗传》作“都令史骆宰议策秀孝格”,但此考格并未涉及孝廉考试之法，或史阙未录，或《南史》误。又《建康实录》卷十六《谢超宗传》作“好学，有文章，与惠休道人往来；孝武帝出策秀孝格，五问并得上上；作殷淑仪谏，孝武见叹”。将谢超宗议策秀才考格事误会为其答策事，违实太远。西晋初行秀才对策时，是“五策皆通，拜为郎中；一策不通，不得选”。而骆宰所定之泰始制仍对五策，但擢第方法则有变化，改为依及格之策的多少，定出上、中、下与不及第四等。《文选》永明九年、十一年《策秀才文》,正为五问；天监三年《策秀才文》为三问，或有二问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