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察举与学校入仕制度，既处于复兴之中，又明显地士族化了。这是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继续发展的结果。
我们已经指出，采用考试选官方法的察举与学校制度，相对地更有利于皇权—官僚政治，而不是士族政治。考试方法与择优原则，本质上与身份特权制度是不相容的，它具有选贤任能的功能以及促进下层士人依靠才行知识改变地位，造成社会上下层的活跃对流，并由此而抑制门阀化、封建化因素的功能。这有利于君主赖以实现其专制皇权的官僚政治，有利于君主抑制可能因过度发展而分夺其权力的特权身份集团。而从另一方面说，依赖于择优原则的官僚体制，又是以专制皇权作为其权威的主要来源的。因此，察举学校制度的地位变化，就与皇权的兴衰，有了直接的关联。东晋时期，“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宋书·武帝纪》“史臣曰”),皇权低落而门阀专政，察举学校制度的衰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刘宋以来，皇权开始恢复，所谓“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宋书·恩幸传序》)。自低级官僚出身的北府兵将领刘裕，依武力而不是门第取代东晋皇室之后，南朝君主通过使皇族出镇要藩、武将执掌兵柄、寒人主持机要等手段，恢复了对大小臣吏的诛赏迁黜、生杀予夺的处分权力。如田余庆先生所言：“东晋门阀政治，终于为南朝皇权政治所代替。南朝皇帝恢复了绝对权威，可以驾驭士族；而士族纵然有很大的社会政治优势，却绝无凭陵皇室之可能。”①
我们可以特别注意，南朝君主多以寒人掌机要，而寒人时常公然操纵选举。据《南史·恩幸传》,刘宋时戴法兴、巢尚之、戴明宝为中书舍人，“凡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上皆与法兴、尚之参怀，内外诸杂事，多委明宝”,“凡所荐达，言无不行”;阮佃夫、王道隆、杨运长“并执权，亚于人主”,“朝士贵贱，莫不自结”;齐时茹法亮、吕文度“并势倾天下，太尉王俭常谓人曰，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綦母珍之“凡所论荐，事无不允，内外要职及郡丞尉，皆论价而后施行”;茹法珍、梅虫儿“权夺人主，都下为之语曰：欲求贵职依刀敕，须得富豪事御刀”。高门士流，为求迁转有时竟须屈事寒人。
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再次出现了振兴官僚政治的意愿与尝试。例如宋时孔宁子上言，“盖宜使求贤辟其广涂，考绩取其少殿。若才实拔群，进宜尚德。治阿之宰，不必计年，免徒之守，岂限资秩。自此以还，故当才均以资，资均以地”(见《宋书·王华传》)。这就是说，要把才能、资历的标准，置于门第之上。又同书《周朗传》:“又置官者，将以燮天平气，赞地成功，防奸御难，治烦理剧……当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禄重，能薄者官贱，官贱者秩轻。”这里申明了“选贤任能”的原则。又裴子野《宋略》:“《书》云贵贵，为其近于君也。天下无生而贵者，是故道义可尊，无择负贩，苟非其人，何取世族!”梁武帝萧衍的一些议论尤可注意。《梁书·武帝纪》记其齐末上表，有语曰：“设官分职，惟才是务。若八元立年，居皂隶而见抑；四凶弱冠，处鼎族而宜甄。是则世禄之家，无意为善，布衣之士，肆心为恶。岂所以弘奖风流，希向后进?此实巨蠹，尤宜刊革!”萧衍又有《凡百箴》曰：“莫言尔贱，而不受命，君子小人，本无定性。莫言人微，而以自轻……人无贵贱，道在则尊!”固然萧衍在许多方面继承了优容士族的政策，但他如上议论之中所鲜明体现出来的原则，却反映了专制皇权与官僚政治的天然亲和性。当其力量允许之时，他们总要尝试对士族政治提出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