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势力的兴起，毕竟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那么,前述旨在保障皇帝专制权威和官僚政治行政的那些选官措施，就不可能彻底贯彻或有效地发挥作用；而与之同时，另一种适应于士族名士的选官途径——“清途”,却迅速发展了起来。在第一章第四节中我们业已论及，在汉代，原本就有任子与内侍起家等法，构成了高官权门子弟的特权性入仕途径；但随着察举制的兴盛，这种仕途的重要性便相对下降了。可是自曹魏以降，随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之变动，选官体制的入仕诸途又发生了新的变化。高门子弟，多已不屑由州郡掾吏之低职入仕迁转。朝廷中的一些郎官、内侍、东宫官之类官职，再次形成了高门子弟习惯性的起家晋升之阶，并被视为所谓“清途”。本来就存身于帝国选官体制之中的“以族取人”因素，由此大为强化。
曹魏时期，所谓“黄散”之官，就已表现出明显的面向高门子弟的倾向。我们以此为例，来分析“清途”的兴起。《初学记》卷十二：“自魏及晋，置给事黄门侍郎四人，与侍中俱管门下众事，与散骑常侍并清华，世谓之黄散焉。”“黄散”指黄门侍郎与散骑常侍，但散骑侍郎实际也包括在内。黄门侍郎之官名承汉之旧；散骑常侍、散骑侍郎则为魏文帝曹丕于延康中新设，采汉之散骑、常侍、侍郎等名目合之而成。“黄散”并称“清华”。
《三国志·魏书·崔林传》注引《魏名臣奏》:
诏曰：昔萧何荐韩信，邓禹进吴汉，惟贤知贤也。(王)雄有胆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参散骑之选，方使少在吾门下知指归，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历散骑，然后出据州郡，是吾本意也。
可知这一“清华”之职，最初是为了优宠才士而设。汉代孝廉宿卫为郎，便有使之“观大臣之能”的目的，然后出为令长丞尉。散骑之设亦有同样目的。但使之居而“知指归”的，已是门下，所出据的已是“州郡”了。很快，权贵子弟便纷纷拥入此途。《三国志·魏书·杜恕传》注引《魏略》:
黄初中，(孟康)以于郭后有外属，并受九亲赐拜，遂转为散骑侍郎。是时，散骑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选，而康独缘妃嫱杂在其间，故于时皆共轻之，号为“阿九”。
按《北堂书钞》卷五八引“《魏志》云”中一句作：
是时，散骑侍郎多贵戚子弟，或以高才英儒充其选。
较今本《魏书》所注引《魏略》,多“多贵戚子弟”一句。《书钞》原系此段文字于“皆贵子弟”条下，知编者摘引此文，正为“多贵戚子弟”五字。那么,误衍的可能性就很小，正可补今本《魏书》所引《魏略》之不足。散骑“以高才英儒充其选”应是文帝本意，但不久就出现了“贵戚子弟”充斥其间之局。
“黄散”之官，大致没有具体职事。《初学记》卷十二：“自魏至晋，散骑常侍、散骑侍郎与侍中、黄门侍郎共平章尚书奏事，江左乃罢之。”查《三国志·魏书·华歆传》注引华峤《谱叙》:“(华)表字伟容，年二十余为散骑侍郎，时同僚诸郎共平尚书事。”是散骑侍郎一度确有“平尚书事”之事，然而这实非固定的、明确的职事，乃因时因人而异。故《初学记》卷十二引《魏略》又称散骑常侍“出入侍从，与上谈议，不典事”。《晋书·职官志》及《通典·职官三》亦均言其“掌规谏，不典事”。《晋书·武帝纪》记泰始二年二月诏称侍中、常侍以谏诤为职，应择能正色弼违者为之；然同年九月散骑常侍皇甫陶、傅玄上书谏诤，又被有司奏寝。《北堂书钞》卷五八引《华峤集》:“诏曰：散骑以从容侍从，承答顾问为职，又掌赞诏命，平处文籍。”则其职司又变成侍从顾问、诏命文籍了。可见其并无固定职掌。至于黄门侍郎，据《通典·职官三》称其为“侍卫之官”,实亦无非“从容侍从”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