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初期，察举制的一个重要变迁，是秀才对策制度的成立。
秀才一科始于西汉武帝，最初大约为特举。据《汉书·元帝纪》,初元二年因地震下诏命“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朕将亲览焉”。这次察举“茂材异等”与“直言极谏"同科，又曰"朕将亲览”,显然有对策之事。又记永光二年因日食“令内郡国举茂材异等贤良直言之士，各一人”。准以前例，这次“茂材异等”也应有对策。这大约是秀才对策最早之见于史籍者。但这两次秀才之举为特举，非岁科。约在西汉后期出现了秀才岁举，但终汉之世，岁举之秀才略无对策之事，举后皆直接拜官。曹魏之时，秀才举后仍无对策。
直到晋代，才出现了秀才对策制度。这一制度著之于《晋令》。《北堂书钞》卷七九：
《晋令》:举秀才必五策皆通，拜为郎中，一策不通，不得选。
关于秀才察举的《晋令》,《北堂书钞》还录有其他两条，后面在有关之处将予以引证。看来晋廷曾经对秀才察举制度专门做过一次改革，并以令之形式使之固定下来了。
《晋书》所记西晋秀才之对策者，有纪瞻、华谭二人。《纪瞻传》:“吴平，徙家历阳郡，察孝廉，不行。后举秀才，尚书郎陆机策之。”查同书《陆机传》,陆机太康末入洛，其任尚书郎则在吴王司马晏出镇淮南之后，赵王司马伦辅政之前，其时约为惠帝永熙之后、永康之前。则陆机以尚书郎策试纪瞻，即当在此期间。又《华谭传》:“太康中，刺史嵇绍举谭秀才。”“同郡刘颂时为廷尉，见之叹息曰：‘不悟乡里乃有如此才也!’”查同书《刘颂传》,刘颂为廷尉，“会灭吴，诸将争功，遣颂校其事，以王浑为上功，王溶为中功。帝以颂持法失理，左迁京兆太守”;又《王溶传》记其“太康六年卒”。刘颂在平吴后因检校诸将争功事失廷尉之官；而华谭以秀才对策为廷尉刘颂所叹赏，亦可推测在太康前期。这是岁举秀才对策见于史籍之最早一例。
察举制度在发展中渐重考试，乃是一历史趋势。汉代察举之岁科以秀才、孝廉最为重要。孝廉科于东汉顺帝阳嘉年间始行家法、笺奏之试；至西晋太康年间，秀才一科也采用对策考试之法了。据《晋书·赵王司马伦传》,司马伦篡位，“是岁，贤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将皆不试”;又同书《王接传》:“三王义举，惠帝复阵，以国有大庆，天下秀孝一皆不试，接以为恨。”可知正常情况之下，秀才是必须策试的。
从制度渊源看，秀才对策当然是来源于贤良对策制度。就《纪瞻传》《华谭传》所载之策试内容看，有文德武功问题，法令教化问题，贡士举贤问题，经义礼制问题，绥抚吴蜀问题，等等，仍以“陈政”为中心内容。《晋书·王接传》载，王接举秀才，或劝其不应，他说：“今世道交丧，将遂剥乱，而识智之士钳口韬笔，祸败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荣斯行，欲极陈所见，冀有觉悟耳。”可见，秀才对策原可以“极陈所见”,为进言之一途径。
贤良科盛于两汉，至曹魏已不甚重要。西晋时一度重要，但所取人数有限；而秀才自此却成了主要的以对策取人之途了。直到唐初，秀才科才被进士科取代。秀才科初行对策之时，虽仍然兼有以此“求言”之意图，但发展中却日重文辞，成了一种按文辞高下取人的科目了。以文辞考试取士，初始于东汉灵帝。灵帝好文，设鸿都门学，引诸能为书画、辞赋、尺牍者居之；又令于盛化门加以考试，“差次录第”,授以官职。但这仅为一时之制，且为其时之士人所不齿。而晋代以下之秀才对策，与中古文学之繁荣正相合拍，乃是文士瞩目的显示文采之机会。汉代察举之考试，有贤良之对策，孝廉之试经术、试笺奏三种形式，曹魏时中止了孝廉笺奏之试。晋代以降，又形成了孝廉射策试经术、秀才对策试文辞的二科并立之格局。对这一演变过程，后面还要加以叙述。
